这是他临行前唯一的一张照片，是他的家人用三十银元买通狱卒照的一张纪念相片。照片上，这位戴着手铐和脚镣，穿着一身棉长衫的男人，名叫牟永大。
牟永大又名牟蕉联。1905年9月9日出生于达县蒲家场（今通川区蒲家镇），幼年丧父，由母亲抚养成人。
19，牟永大小学毕业后考入绥定联合县立中学。牟永大受“五四运动”的感召，求知若渴，积极阅读进步书刊，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的熏陶，同许多进步青年学生和进步教师一起参与“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抵制日货”的斗争，进行罢课，游行示威。
牟永大性情刚烈，为人耿直，富有正义感，仗义执言。一次，他和同学上街买东西，一个同学口痰不小心溅到了当时驻防达县的团长范绍增的大少爷的鞋上，范仗势强迫牟永大的同学用嘴将痰舔干并用手帕擦净。
牟永大见范欺人太甚，便与其辩论。范有恃无恐，揪住二人便打。牟永大挺身而出，一阵痛击，打得范抱头鼠窜而去。同学们特别是一些家境贫寒的学友，无论谁挨了打或受了委屈，都愿意向牟永大讲。凡是他认为被欺侮的同学有理，便发动组织一些有正义感的人给对方予以回击。
不久，牟永大离开达县去成都，劳碌风尘，备受艰辛。1924年，经兄长牟永正的引荐，进入南京法制学校读书。1925年去上海，在去上海的途中，经陈树人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到上海后，他先后在闸北、吴淞一带从事革命活动。不久，随大专院校学生去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遭到镇压，请愿学生张同衡被军警当场枪杀，其他凡是参加请愿的人都受到军警的鞫讯和监视。在这种情况下，牟永大又到了上海。党组织安排他到一个由日本人创办的纱厂里去从事工运工作。
为了麻痹敌人，隐蔽自己，他住的是50两银子一个月的小洋房，还特地使用了一名听差。这名听差是一个名叫“大华”的青年，是牟永大培养的共青团员。
从事工运工作不久，由于叛徒告密，敌人来抓牟永大，大华机警地先将他藏在一个破旧的大沙发内，上面用两张报纸盖住。特务来后，大华对他们说：“他刚刚下楼，说是去哪里开会，怎么你们没有碰见他吗？”特务们一听，像发了疯似的，直往楼下追去，牟永大迅速下楼逃离了险境。
1926年，牟永大从上海回到四川，辗转经成都、重庆、合川回到达县，经戴治安安排在蒲家“五高小”任教。此间，他同牟永正、江仁安、赵孟明等进步教师一起，积极宣传共产主义，揭露地主豪绅剥削人民的本质，怒斥封建军阀、官僚欺压人民的罪行。校园中响起了“打倒军阀！”“打倒列强！”的歌声。牟永大和江仁安等还带领学生去庙宇砸菩萨，破迷信，在蒲家场揭开了向封建神权开战的序幕。
尔后，牟永大一直以教书为掩护，在蒲家、魏家（今魏兴）一带积极组织农民协会，发动农民抗捐抗税，开办夜校，向农民灌输革命思想，积极发展共青团组织。他在向学生和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时，根据情况，采取不同的形式。
牟永大的这些革命活动激怒了敌人，遭到了坐镇达县的军阀刘存厚的通缉。于是，牟永大化名刘颖达，到柏颖阶家里隐蔽了一段时间。
1933年底，红军撤离达县，范绍增部进驻达县城。牟永大遵照中共川陕省委的指示，随夏执忠返回达县。当时任达县县长的李绍乾也是蒲家场人，牟永大通过他的关系，到县政府任助理员。
牟永大任职后，想法把柏颖阶调到县农民贷款处文书股作主任。在党组织的部署下，1934年，牟永大与柏颖阶一起，秘密组织了党的外围组织——绿衣社，意在避免赤色字眼，麻痹敌人，故意与蒋介石的“蓝衣社”相混淆，以免引起特务们的注意。
1934年5月30日，杨森部队副师长罗君彤以“曾任川陕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的罪名，将牟永大逮捕。在狱中，敌人对他日夜审讯，用尽酷刑，尽管牟永大被折磨得死去活来，但他始终没有屈服，没有向敌人吐露党的任何秘密，敌人得到的只是义正词严的痛斥。
一九三四年拍摄这张照片时，他刚刚三十岁，牟永大被敌人逮捕，敌人对他日夜审讯，用尽苦心，甚至还将烧着火的铁皮油桶绑在他身上，一边上火一边问，牟永大被折磨的死去活来，但始终没有屈服。半年后，敌人仍用尽无所获，最终决定处决他。
“你的末日也快到了！”临行前，牟永大大喊出这句话后，慷慨赴义。
牟永大的事迹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知，但正是有了千千万万个牟永大，才有了今天的新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