勾结“黄牛”搞“窗口腐败”！湖南省衡阳市道路运输服务中心两位科员屈鹏、王晴，在衡阳市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窗口负责从业资格证承办、转籍等业务办理中，故意大搞双重标准，恶意刁难自行办理业务的驾驶员，迫使他们转而选择“黄牛”代办业务。
他们这样做，是因为“黄牛”赚了钱不会独吞，会分好处给他们，谢屈鹏、王晴两人，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分别收到“黄牛”给的近万元的红包（好处费）。4月，屈鹏、王晴分别受到政务记过处分。
如果不是最近纪委监委通报这样的案例，大家可能很难相信现在竟然还有这样的事情。这两人虽然级别不高，但是胆子极大，影响极坏，简直毫无底线，肆无忌惮。不仅坑害了办理业务的驾驶员，更是丢了单位和公职人员的脸，损害了机关单位的公信力和形象。对这样的人，应该严惩。#头号周刋#
衡阳人是天下第一讲面子的，九三年去衡阳某工厂出差，对方请我们吃饭的是付厂长和科长几个人，个个是西服领带，皮鞋泛光发亮，腋下夹个公文包，在他们单位机关干部小食堂吃过饭后，一位科员送我们去车站，在一家大酒店门口等公交车时，那个陪同的人一边掀牙一边抹嘴，就像刚从酒店胡吃海喝了一顿，最有味的是从精致的金属烟盒里一边拿两支芙蓉王烟给我们，然后从同一个烟盒里另一边取支白沙烟自己。
3月29日：原国防科委后勤部政委曾凡有少将病逝，享年92岁[蜡烛]。
曾凡有少将是江西于都人，1930年参加红军，历任红一军团保卫局检查科科员、骑兵团特派员，参加了长征。
抗战时期，曾凡有 跟随115师骑兵营转进开辟晋察冀边区北岳根据地，历任骑兵团连指导员，冀中军区第一军分区16团政治处组织股股长、团政治处副主任，冀中军区南进支队第21团政委。
解放战争时期，曾凡有任晋察冀军区第19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副政委，平北军分区副政委，冀热辽军区独立第7师副政委，四野第46军159师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建国后，曾凡有历任湖南军区衡阳军分区副政委，第48军143师（1951年3月以湖南新编师为基础新建）政委，空28师政委，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训练基地后勤部政委，第20训练基地政委，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后勤部政委等职。
1955年曾凡有被授予大校军衔，1961年晋升为少将军衔。
曾凡有少将是三枚二级三大勋章获得者，1952年干部评级时以空28师政委任职被评定为正师级，一些授衔故事表明1955年曾凡有获得大校授衔的时候仍然担任空28师政委。
但是在孙继先中将担任司令员的第20训练基地干部名单中，1958年就出现了曾凡有担任后勤部政委的记述，此时张蕴钰（61年晋升少将）担任武器靶场主任。
简单说就是张蕴钰和曾凡有一样，都是因此1961年接任20基地司令员和政委，获得了少将晋升。张蕴钰是1937年参加八路军的抗战干部，按说是不能以曾凡有为参照的，不过有位将军可以，就是原步兵159师师长陈宗坤少将。
陈宗坤来自红四方面军，长征路上的红军连长，抗战时期先是在晋察冀3分区抗日义勇队担任队长，此后历任营长，团参谋长，1分区20团团长。
陈宗坤早于曾凡有多少时间担任团级干部暂时不去细究的话？我们看曾凡有在转任冀中南进支队21团政委时，之前的任职是南进支队16团政治部副主任，冀中南进16团作为南进支队的主力团，此后曾随杨得志赴延安编入联防军教导1旅；而21团则于1944年被编入冀鲁豫9分区，改称为9分区16团。
曾凡有以主力团副主任资历，担任21团政委，大体上应该就是40年代初反扫荡的最困难时期，而且此时21团很可能也进行了小团的编组。
也因此解放战争初期，陈宗坤担任晋察冀19分区司令员时，曾凡有只能担任政治部主任，此后担任副政委。此时陈宗坤与曾凡有的军旅生活，就开始了高度的交集，只是曾凡有 多了段平北军分区副政委的任职（政委应该由平北地委书记兼），而陈宗坤一直在平北军分区带领野战部队，直到1948年2月冀察热辽独7旅（步兵159师，陈宗坤担任师长，曾凡有担任副政委）编成。
这样看来，曾凡有仅仅是因为比陈宗坤差了一级，就造成获得少将军衔需要比陈宗坤晚6年嘛？其实不是的，建国初陈宗坤担任长沙军分区司令员时，曾凡有已经担任新143师政委，并于1952年随部队转为空28师政委，职务已经赶上了，无非是此时进入空军的一大批干部，都存在军种转换所以须适应新环境的过程，所以曾凡有在正师级位置上又停留了6年以上。
还是那句话：不要把军队干部授衔，与以往贡献建立起简单的联系，更多时候都应当视为，晋衔是上级对干部，阶段进步的鼓励。#历史上的今天##图说军史##老照片的故事#[给你小心心]
在军统局里，毛人凤替人通融求情已是出了名的。有一次，军统局第二处发生了部属要联名控告上司的事件，科长叶翔之慌得跑到毛人凤那里求助化解。
早先，第二处所属的党政科科长沈介人，因与国际科科长谢贻徽在办公室出演全武行，被撤了职务，叶翔之有幸接任。叶是军统高干李崇诗的妹夫，自恃有靠山，一上台便与一位姓张的女科员闹绯闻，传到戴笠耳朵里，叶当即挨了一顿臭骂。
然而未久，叶翔之又瞄上了侦缉大队的女特工杨吉昌，终于得手。可是，杨吉昌的顶头上司，侦缉大队队长谈荣章早就有意于这位部属，居然让叶翔之占了先手，于是也不甘落后。
不久后，杨吉昌怀上了身孕，急找叶、谈理论。想不到以前争先恐后的两个男人，却互相推诿起来，叶说孩子是谈的，谈说孩子是叶的，谁也不肯负责。杨吉昌无奈，只好自己找人堕胎，结果因流血过多送了性命。
杨吉昌是军统息烽特训班的毕业生，重庆军统本部机关有不少同学，他们得知杨屈死的原委后，非常气愤，决定联合起来向戴笠控告。叶翔之和谈荣章片刻间成了“盟友”，结伴来求毛人凤。毛人凤同意帮忙，但考虑到自己与息烽那班人没有特殊关系的缘故，亲自去搬动沈醉。
沈醉曾在特训班兼过课，多少有点“师长”的资历。于是奉命出面，把十多个为首人员召来，一起吃顿饭，讲了不少“人死不能复生”，“家丑不宜外扬”，“得饶人处且饶人”之类的道理。
看在“老师”的面上，学生们答应不再控告，但必须盛葬死者，并由叶、谈两家出人送殡，以后每年须去杨小姐坟上祭扫两次。叶、谈满口应允，事情就此罢过，心中都对毛人凤感激不尽。
有时。这类关节必须找戴笠通融时，毛人凤往往是独一无二的蹊径，换了别人既没面子，也没胆子。
军统局汽车队里有个叫马福玉的驾驶员，曾为戴笠开过小车，兢兢业业，忠心耿耿。1940年冬，马福玉奉命去浙江金华出车，为军统局运回一批贵重药品。出发前，汽车队的队长黄四钦托他从金华买一箱文具用品回来，在重庆赚个差价。马福玉答应了。
没想到马福玉返程途经衡阳时，被宪兵查获，一见文具用品没列在货运证明单上，就把车扣了。后经军统局衡阳站站长李人士出面斡旋，才得以放行。
当时，戴笠的侄子也搭乘这辆卡车，目睹宪兵对军统不敬，十分恼火，回到重庆后向戴笠说了前因后果。戴笠勃然大怒，认为马福玉给军统丢了丑，立即下令送军法处审理。
起初，马福玉不以为然，没有牵带出黄四钦。谁知，小事捅出了大题目。
当时，戴笠正在查办蒋介石娘家亲戚王世和（曾任蒋侍卫大队长，时任74军副军长）外甥走私，并向老蒋呈送了案情和处理意见。戴为了表示自己秉公无私，决意先拿马福玉开刀，拟成死刑，上报蒋介石。
这下子惊动了毛人凤，忙拽着和马福玉有旧交的张冠夫一起去见戴笠，苦苦劝谏，拦阻此事，乃至声泪俱下。
还有一次，原先在军统供过职的缉私署文书科长解鸿祥，为了讨好新主子宣铁吾，主动将军统的档案拿出来，一下子挖走了戴笠两部新式别克轿车。
抗战期间，进口汽车困难，戴笠利用缉私署名义买了两部别克牌轿车。后来，蒋介石命宣铁吾接任该署署长，办移交时，戴笠把两部轿车转到了军统名下。不料，解鸿祥挺身揭秘，让宣铁吾抓到了证据，气得戴笠要以“恶奴卖主”的名义，把解鸿祥调回本部查办。毛人凤得知马上出面通融，劝戴笠不要这样做，总算让解鸿祥躲过了牢狱之灾。
毛人凤替人通融后，总是想着法子让人感恩知德。
沈醉后来回忆说：“我曾留心观察过，事后他总要找个机会，用直接或间接的方法，使对方了解是他帮忙，才使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因此，不少人对他越来越表示好感。他这种讨好人的手段，也不止一次地用到我的头上，我也很了解他这种用心。我当时反正给戴笠骂惯了，多一次少一次也不大在乎。但他总是有意让我了解他常常在暗中帮助我，这便是我以后成为毛派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人凤由此博得的“好感”究竟大到什么程度？看一看每天照例的“工作午餐”的气氛，便可略知一二。
重庆时期，戴笠兼职很多，但又不肯放松对军统的控制，于是想出一个办法，规定每天中午在罗家湾19号戴公馆内搞一顿“工作午餐”，由各处处长、各室主任参加，边吃边谈工作，了解每天的主要情况。
但是，由于戴笠脾气暴躁，享受午餐待遇的处长主任们丝毫没有荣幸感，一个个提心吊胆。这时，毛人凤总是先讲些笑话，松弛一下大家的情绪，等听到戴笠下楼的声音，才停止下来。
有时，戴笠因故不能参加，事先打电话告诉毛人凤，指定由毛人凤来主持“工作午餐”。一到时间，处长主任们赴宴的劲头就高了起来，大家天南地北地胡扯一通，吃得满意，聊得开心。
后来，军统译电科升格为机要组，原科长姜毅英由上校科长进阶为少将组长，也有了参加工作午餐的资格。
虽然一样是江山人，谁也不防范毛人凤，而姜毅英一来，大家都认为他是戴笠的“午餐督察”，于是嘴巴就都上了锁。有个别人甚至一唱一合地说刻薄话，奚落姜毅英，气得这位女少将哭了好几回鼻子。
春节拜年，也能看出已婚年轻人的一种普遍心态。
这个除夕，我中午携同全家从衡阳市区来到耒阳市白沙佳苑的岳父母家团聚。岳父岳母都是耄耋之年，喜享四世同堂。后辈们很庆幸这对慈眉善目的老人能平安度过疫情放开后的那波強劲冲击，相约回家陪老人过年。
岳父母养育了四女一儿。大姨姐夫妇与岳父在同一个单位，住同一个小区，退休后主动承担了照顾岳父母日常生活的责任，他们的独生子在海口火车站工作，育有一个8岁可爱男孩；二姨姐夫妇生活在广东，他们的独生女是广东某省厅公务员，外孙是个3岁聪明男孩；三姨姐夫妇是株洲市体制内退休人员，他们的独生子亦在当地体制内工作，孙子也有5岁了，活活泼泼；我老婆在娘家是四妹，我们的女儿总是借口工作忙，还没有时间谈恋爱；小舅子年纪最小，他的儿子尚在读中学。
一大家子人围坐一起热热闹闹地吃了年夜饭，又一起高高兴兴地观看春节联欢晚会。当新年的钟声敲响之际，家里欢欢喜喜地上演了拜年这一重要节目。大家首先是郑重地向德高望重的岳父母拜年，再是轻松愉快的姐弟间互相拜年。自然而然，我们也接受了小辈们的新年祝福。
在与已婚的小辈们拜年中，我真诚地祝愿他们新年快乐，生活幸福，工作称心。最后，我还不忘提醒他们：趁着年轻，赶紧生个二胎。
可是，这些小辈们几乎是异口同声地回答我：叔叔，您前面的新年祝福我们接受，但您后面的嘱托却恐难完成！
我了解到，姨姐与姨姐夫们以往也曾多次劝解自己的子女抓紧时间生育二胎，遗憾的是，家里的年轻人通过对现实的考量，对生育二胎的意愿并不强烈。这些年轻人都打趣我：您多催催妹妹赶快结婚生小孩吧！
我心中确实也有烦恼，姨姐们的孩子是生育二胎意愿不强，我的女儿可是连结婚都不急。看来，如今为人父母，谁都不容易！
时下，政府倡导年轻人生育二胎。近三十年来，我们的国家正是享受到了人口红利，才促进了快速发展。如果长期陷入低生育率，将严重制约国家的后续发展速度。
具体到每个家庭而言，多子女亦有好处。譬如年前经历的这波疫情感染高峰中，在多子女家庭，患病老人获得的照顾则相应周到。这些老人平时获得的情感慰籍也多，更容易从后人身上得到精神满足。当然，兄弟姐妹多，平常日子里，也方便相互照应。
如何破解当下年轻人普遍不愿生育二胎的现象？还需要家庭和社会共同发力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