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拉开了日本军国主义者全面侵略中国的序幕，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国民政府的抗战态度亦愈发明确和坚定，从蒋介石发表庐山谈话后，就陆续向华北地区调兵遣将，但从全局上看，华北地区的抗战只能算是区域性的，淞沪会战才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抗战的起点。因而，要谈全面抗战，就必须全面分析淞沪会战；要分析淞沪会战，就不得不提及一个关键人物，他就是京沪杭警备司令、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张治中。
可以说，张治中是蒋介石嫡系将领中率军抗击日寇入侵之第一人。早在1932年的第一次淞沪抗战，史称一·二八抗战，张治中就作为国民革民军第5军军长，率领国民革命军陆军第87师、第88师、第36师走向抗日战场，在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的领导下，与日寇进行过激烈的战斗，终因援军不至致使战役失利。但第19路军与第5军却打响了旗号。其后，第19路军对蒋介石南京政府在国难当头之时不派遣军队与日寇进行战斗，却调集重兵围剿中共红军深感不满，在福建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与蒋介石公开决裂。第19路军的反蒋行动失败后，具有黄埔军校背景又有对日作战经验的张治中，显然成了蒋介石南京政府筹备抗战的重要人物。1936年2月，蒋介石任命张治中为京沪警备司令，在京沪地区从事抗战前期准备工作。
随即，为了隐蔽备战企图，张治中利用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机会，选调一批干部，设置了一个高级教官室，作为备战的实际司令部，主要从事构筑国防工程、组训民众两项工作。为了便于工作，又把这个高级教官室移往苏州留园，并更名为“中央军校野营办事处”。卢沟桥事变爆发之际，张治中正在青岛养病，听到消息后立即返回南京，准备应付日寇有可能对上海实施的进攻。
这时，日寇在上海的行动咄咄逼人。他们在各通衢哨所增加兵力，各屋顶架设高射炮，各要点构筑工事，对市中心地区及南翔方向实设炮位，日夜连续举行演习，疏散各地侨民，扩编义勇队及在乡军人。日寇还将原驻汉口的海军陆战队千余人撤调至上海。日军舰10余艘停泊于浏河至吴淞间，对入海口实行封锁。并先后制造多起事件，对上海攻击的气氛愈发浓厚。
此时的上海，因1932年的上海事变后规定，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驻扎，只可以有保安队维持秩序，导致上海的防御设施空虚，根本无法抵御日寇的攻势。所以，张治中命令独立旅第1团化装为上海保安队，入驻虹桥、龙华西机场，加强警戒；第1团化装为宪兵，驻扎松江；调江苏保安第2团接替浏河方面江防警戒，将原保安第4团集结太仓附近，担任岳王市、梅李两区的防务；并于7月31日向南京政府提出了如果日方决定派陆军师团来沪，已开始登陆输送时、敌派航空母舰来沪时、敌在长江舰队来沪集合时、敌在沪提出无理要求甚至限期答复时，采取先发制敌之方式，主动攻击敌人，以取得军事上的主动权的建议。
事实上，蒋介石非常重视上海方向的备战及其可能产生的影响。在张治中提出先发制敌的建议之前，蒋介石就已经命令作战参谋罗泽闿起草了《扫荡上海日军据点计划》。这一计划的要点是：出敌不意、夜间奇袭，迅速攻占上海虹口地区等各日寇据点；占领沿江要点，阻止日寇登陆增援。可以说，张治中的建议与这个计划基本上是吻合的。为此，南京政府很快就给予复电。内容是：卅未电悉，应由我先发制敌，但时机应待命令。
应该说，南京政府的复电基本上同意了张治中的建议。如果尔后张治中以此为据，忽略后面所说的时机应待命令，或者遵循孙子兵法所云：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当进攻准备工作完成之时，立即命令部队发起进攻，那么，淞沪会战的历史或许将被改写。可惜的是，张治中过于听话，或者欠缺敢做敢当的魄力，不敢违背蒋介石的命令，致使攻击的发起时间一再延误。
当第2师独立旅旅长钟松率部按照张治中的指令进入上海市区时，日寇并未察觉，8月9日日寇派遣军曹大山勇夫于当日下午乘摩托车到虹桥机场实地勘察。大山勇夫看到岗哨依然身穿保安制服，大抵上以为他们还是那批在日本人的挑衅面前绝不敢有任何举动的保安部队，遂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根本不听岗哨的阻止，开动摩托直冲机场大门。凶横霸道的日本人这一次失算了，一看到日本军曹如此气焰嚣张，岗哨立即开枪射击，一下就把两个日本军人当场击毙。跟以前出现了突发事件一样，日寇借机对中国政府施压，提出了种种无理要求，试图获得中国政府更大的让步。同时日寇第3舰队驶集黄浦江及长江下游浏河以下各港口，摆出即将在淞沪登陆发动战争的姿态。这一次，日本人打错了算盘，蒋介石意识到日寇可能随时会在上海方向展开进攻，遂按预先拟定的计划，命令张治中率领所辖各部于8月11日下午进军上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