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老家在颍州
我出生在安徽颍上的一个鱼米之乡八里河畔的小村庄，说起阜阳市很多人只知道我们是平原人口大市，近千万人口的经济落后城市，每年外出务农近300万人，是粮食肉蛋产量大市和劳务输出大市，阜阳古称颍州。著名的宋代大学者苏东坡就曾在我们阜阳为官，留下了很多故事诗词：颍州西湖历史上与杭州西湖齐名，苏轼曾有“大千起灭一尘里，未觉杭颍谁雌雄”的赞誉，北宋名相苏颂曾盛赞“颍为善郡”。这几句话我们在海南的乡贤了心老师还为做题字至今保留在办公室。
颍上县文化积淀丰厚，春秋时期的管仲、鲍叔牙，战国时期的甘茂、甘罗，当代著名学者常任侠，作家戴厚英，“双百”英模王克勤，两院院士陈国良、郑守仁等都是颍上人民的杰出代表。花鼓灯艺术和推剧的发源地，有“东方芭蕾”之称的颍上花鼓灯及颍上推剧分别被评为国家级、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颍上县城被认定为全市唯一“千年古县城”。当时我还把老家的非遗项目推荐给各地商会，让商会成立大会或者年会上都要有家乡文化展示，传承文化，推广地方曲艺，否则久远失传将是我们这代人的罪过。
境内河湖众多，素有“五河三湾七十二湖”之称，淮河、颍河流经颍上200公里，水资源丰富，村前面就是淮河，后面是八里河，旁边是颖沙河，从小就和水打交道，家里屋前屋后都是水塘水渠，没想到长大又从事水环境工作，这难道是注定的嘛？
颍上风景秀丽，生态优良。襟淮带颍的水资源优势、承东接西的地理环境、四季鲜明的气候特征孕育了颍上优良的生态环境。坚持科学发展观，大力发展现代农业、生态旅游业，小张庄、八里河分别获生态环保全球“500佳”，八里河于晋升为国家5A级风景区，迪沟风景区、五里湖湿地公园成为国家4A级风景区，正在建设的保丰河景观带按4A级进行规划，迪沟煤矿塌陷区被评为国家湿地公园。说到八里河可是有来头的，全国第一家农民公园，也是我们皖北地区唯一一家5A公园，更是建在我们村里的公园，从小我的爷爷和长辈们都参与建设，每家每户分配任务领公分，不做又不行的那种，于是乎男女老少齐上阵，干的那是热火朝天，有点共产主义的意思，我小时候还参与给家里人干活送饭到工地呢。后来爷爷作为退伍老兵又是村干部给选派到公园做管理和协调工作，早期公园管理处的雏形，我爷爷不大不小也是个小官了，那时公园出具规模，我们经常去看爷爷的名誉可以自由进出玩耍，建成后由于上学工作原因至今没有正式进去参观游玩过，只是听说建设的不错，这就是看景没有听景好的好的原因吧。
颍上民风淳朴、人民勤劳。特殊的自然和人文环境造就了颍上人民的坚强性格，50万劳务大军形成了勤劳勇敢、开拓进取、乐观自信、敬业奉献的农民工精神，涌现出见义勇为英雄姚仁全、徐义胜，感动中国人物刘丽等杰出典范。文明创建蔚然成风，颍上公益者联盟拥有学雷锋网络注册志愿者近千人，曾获国家民政部表彰。这点我很有发言权，由于平原地貌，人口重多，每家一亩多地，产出根本吃不饱肚子，从小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努力劳动，淮河两岸又是十年涨水九年淹的状态，每家每户都是秋收交完公粮后，不到冬天就要靠借粮过日子的，改革开放开始大批外出务工赚取劳务费用来维持生计，后来慢慢一部分先富裕起来在大城市站稳脚跟又拉拢一批亲朋好友一起发展，我从小就是留守儿童跟着爷爷奶奶长大，也许是家境原因还是成长环境所形成的，从小就是很独立，做什么事情都要靠自己，生活上都是勤俭节约，工作上都是全力以赴百分百努力，可能是从小没有安全感的原因还是祖祖辈辈都是有这个优良传统的缘故，从来没有给自己奢侈过，唯独每个月给自己办公室买几束百合花，每年买几盆蝴蝶兰花，其他好像对穿戴和吃喝就没啥追求了，每年读几本喜欢的书而已。前几天孩子同学父亲说我这个人有点无趣没有其他爱好，可能是吧，人到中年了也不知道自己喜欢啥了，除了每天工作和读读书写写小作文，其他都是围绕孩子转，好像还真找不到自己的乐趣啦。
离开家乡已经20来年，今年特殊原因回了趟老家，感觉很多既陌生又熟悉，陌生的是很多人离开了很多小媳妇小朋友不认识了，熟悉的还是家人的亲情和那份淳朴的待客之道，那种血浓于水的不用每天联系还是见面无话不谈的，让我自己有些许伤感，可能是聚少离多，各自成立家庭的缘故吧，大家格外珍惜见面机会，走访了亲朋好友总有一点不舍和伤感，也许这就是家乡情就是乡愁吧，以后有机会还是要带孩子回去多走动下，虽然成长环境有点刻苦但是儿时的记忆还有很多好玩的值得回味的，希望下一代也有那么一点乡愁吧，不然会少了很多有趣的乡土趣事。
颍上历史悠久、人文蔚盛。这几年家乡变化非常大，城市扩大数倍，经济总量也是逐年上升，老百姓每家每户都盖起小洋楼买上小汽车，读大学的人数也一年比一年多，仿佛又回到那个繁华的古城，文化浓郁，环境优美，水城一体，特色美食飘满大街小巷，颍上地肥水美，物产富饶，是皖北地区的鱼米之乡。也是全国文明城市，欢迎到我的家乡做客，我的家乡叫颍上。
回到农村真的会感觉比城市好吗
前几天，时隔一年，我回县城，的时候有了不一样的感觉。
我家在皖北，阜阳市颍上县。河南人把我们当南方，浙江人把我们当北方。第一天回家，感觉天很蓝，白云很悠闲，空气很清新。与北京相比，街道要干净得多，满是绿叶和色彩鲜艳的林荫大道。
而在北京，这个季节的绿植只有一种，绿的不是很严重。每一片绿叶都好像蒙上了一层灰。
县城的防疫是佛教的，有一种久违的自由感。从北京回去，没报社区，也没人拦着我去社区，也就不用扫二维码了。
街上很少有人戴口罩，去小店、餐馆、水果店也不需要戴口罩。他们不扫码也不量体温。只有大型超市和政府部门才需要扫码。没有密集的核酸位点，不需要每三天做一次核酸检测。
因为坐火车要48小时才能拿到核酸，所以回北京的前一天，我打车去三公里外找核酸点。
我爸买的房子，底搬进去。从那以后，我还了房贷。20层，三室一厅，使用面积100平米左右。如果你没有100平的概念，北京的出租面积差就出来了。
虽然房产证至今没办，但小区入住率只有一半，电梯里贴的全是装修广告，跑起来瑟瑟发抖。但是打扫完屋子里的灰尘，感觉很舒服。因为空间大，人也觉得轻松。
想把三年前买的红酒(很便宜的那种)打开喝一杯，却找不到开瓶器。这是秋天一个安静的夜晚。睡在两米乘两米的床上，能听到楼下的虫鸣。
且不说在这里住久了，在这样的地方安静的休息几天岂不是很美？然而，事实并非如此。
只过了一个美好的夜晚，第二天就觉得无比无聊。
在县城，，时间仿佛停滞了。第二天，上街的时候，听到街上有些店还在放Vae和周杰伦的歌，有一瞬间恍惚了。但是，30岁了，怀念青春，更觉得累。
县城，像一个永远停留在青春期的少年，没有智力，没有文化，没有叛逆，只有感伤的情绪。灌输给一代又一代学生的大脑。
每个县至少有一所重点高中，这也是它引以为傲的教育资源。现在回过头来看，它鼓励学生用最笨拙、最应试的教育方式把他们送出去，却又原地踏步。
有时候你会为他们的不幸而悲伤，为他们而生气。
每次我回来，我都会和我的同学一起玩。这段时间完全没有这个想法。一方面，时间紧；另一方面，我又怕打扰别人。更重要的是，你可以期待会后会发生什么，无非就是喝酒，吹牛，聊过去的学生时代。
这些东西是我们唯一的交集。但是，我们已经谈了很多年了。毕业后，我们就开始聊，就像嚼口香糖一样。我们真的嚼不动。我经常是一个倾听者，倾听者听腻了，说话者还是滔滔不绝。因为这是他们的全部生活，也是他们唯一的故事。
这些年我在北京发生的事，他们就算听了也很难接受。理解我的工作是非常困难的。有一次我说:“我写作，写稿，写微信官方账号，也写小说。”
等了一会儿看着我说，“做个作家。不管他是什么，他会回来作为一个兄弟，都在酒里。”
久而久之，我发现自己的表达无法渗透到他们的语言体系中，两者之间隔着一堵墙。我只好趴在墙上，听他们讲故事。
当然，我不是厌倦他们，而是厌倦一切不能自我更新的东西。这里面没有对错的判断，只是性格上的无聊。而我似乎也刚刚意识到这一点。
最可怕的是没事可做，有那么多时间可以消磨。找不到人聊天就焦虑，看不了书，玩不了游戏，刷微博就不安。这些在北京养成的习惯占据了工作生活的大部分时间，但在县城都失效了。
即使你告诉自己，你在度假，在放松，也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你。乌克兰还在，日本还在，英国女王没了，葛达尔没了，世界不会毁灭。
这样还是不行，急于放松变成了另一种紧张。离开北京，好像失去了一个让你行动的领域，像一个没有底的杯子，装不下任何东西。
晚上，我靠在窗台上看一会儿书。楼下，灯光稀疏，一只狗弹着夜独眠的歌，回荡在没有封顶的楼房的窗户里。清亮的声音让人更加清醒。
清醒归清醒，读书就像老牛犁地，慢条斯理。因为我总是坐立不安。站在楼上，能看到县城，那么大的一半，所以即使在更大的房子里，也感觉腿脚不听使唤，精神上处于一无所有，无神感的状态。
换个角度说，它适应不了县城宇宙的时空规则。
潜意识里，我不敢适应。在北京这样的一线城市生活久了，你搞不清楚县城的边缘到底有什么力量。人们似乎无事可做，只是摆摊设点。
我害怕被这种生活纠缠，我害怕有一天我会被困在这种一成不变的街头生活里。
第三天，我再也受不了了，差点仓皇出逃。
一到北京，我就觉得踏实了，像一条鱼，回到了自己的水域。与县城的环境相比，北京就像一个从土里钻出来的巨人，满脸灰尘。
但是很大很包容。你习惯了淹没在人群中，习惯了在街上失去方向感，习惯了忙碌，习惯了在陌生人的眼中看到许多不确定。
空间大了，时间开始加速。晚上十点左右，坐在出租车上，看着窗外的三环夜景，我甚至有种想干大事的冲动。
哈，人家轻松，就是开心。想到第二天的工作，心情开始紧张起来。第一次体验到紧张其实是另一种放松。
1996年，安徽省颍上县江口镇发生一起命案，一名17岁男性尸体被人抛弃在路边。警方通过调查，确定嫌疑人是一对夫妻，案发后两人“ 人间蒸发”了。直到后案件告破，人们才知晓竟然是一桩情杀案。
警方查明，死者叫高辉，只有17岁，被人用钝器击打头部死亡。嫌疑人是李雨三和李丛兰，两人是夫妻。
这对夫妻为什么要杀害一个17岁的少年？只有将他们绳之以法，才能弄明白。但谁能想得到，案发后俩人消失得无影无踪。
直到，警方得知有一个叫“刘莉”的人，跟李丛兰的家人有过联系。警察一查，刘莉生于1970年，广东省河源市源城区人，已经结婚。
名字虽不同，户籍地离安徽也很远，但这人长得跟李丛兰很相像。事不宜迟，警方南下广东展开调查。发现刘莉任职一家珠宝公司，还是高层管理人员，有背景，有身份。
为慎重起见，警方决定先试探一下对方。刚好不久前，刘莉在餐馆里跟人发生了一点纠纷，借这个为由头，把她叫到了派出所。
到了派出所，警察突然叫了一声”李丛兰”。发现她愣了一下，大家心里立即有底了。在警方凌厉的攻势下，刘莉终于承认她就是李丛兰。
据李丛兰交待，1991年，她和李雨三结婚，第二年生下了儿子。不久之后，丈夫离家去北京打工，忙碌的生活让她对丈夫心生埋怨，这时高辉走进了她的生活。
高辉虽然年纪小，可是人勤快又机灵，经常帮李丛兰打理台球室，还帮她带孩子。渐渐地，在她心中，高辉不再是个孩子，而是一个可以依靠的男人，两人就发生了不正当的关系。
几个月后，丈夫从北京回来，意外发现了她跟高辉的事，一气之下把高辉打了一顿。但高辉并没有退缩，反而要李丛兰跟他私奔，否则就害她的儿子。
无奈之下，李丛兰和高辉来到江口镇。因为不是情愿的，李丛兰时刻都想着回家。于是趁高辉不注意，偷偷打电话给丈夫来接她回去。
当晚，她半夜醒来，看到丈夫已经出现在房间里，高辉则满头是血。丈夫命令她掐住高辉的脖子，因为害怕，她只好听从，不一会高辉没气了。
之后，两人各奔东西，她化名刘莉，在广州重新结婚，跟李雨三再也没联系过。
底，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李丛兰系从犯，判处有期徒刑，并赔偿受害人家属23903元。
对于判决结果，高家人不接受，提起了上诉。
警方在当年案发的客房，没有发现门锁被破坏的痕迹，李雨三怎么进入房间？是不是李丛兰开的门？这可是判断李丛兰是主犯还是从犯的重要证据。而要想知道真相，得找到李雨三。
遗憾的是，又一年过去，李雨三始终没有找到。与此同时，李丛兰的家人找到高家，拿出36万元精神赔偿金，高家人接受了赔偿。
二审中，李丛兰被改判为有期徒刑9年。
转眼到了，新技术“人像比对系统”上线，这项高科技可以把户籍中长相相似的人次全部筛选出来。
警方将李雨三的照片放进去一搜索，一个叫卢次红的人出现了。经过仔细比对，他就是当年的李雨三。3月，警察将李雨三抓捕归案。
李雨三交代，案发前不久，他刚回家没几天，居然有个男的找上门来了，当他得知高辉的身份后，当场就跟他打了起来。他没有想到，下仅没有把高辉赶走，妻子居然还跟高辉跑了。
李雨三坦白，在他接到妻子电话的那一刻，就起了杀心。
这也从侧面证明了李丛兰没有撒谎，她跟高辉出走，确实没有预谋。
事发当晚，是谁给李雨三开门？其实是高辉自己。
原来，李雨三刚找到那家旅馆，刚好看到高辉开门出来上厕所，他就悄悄地溜进房间，躲在窗帘后面，待高辉熟睡之后痛下杀手。
而后，他变身芦次红，开始逃亡，不但结了婚，还通过努力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在安徽省合肥市购置了多处房产。当警察出现在面前时，他知道一切就此结束。
12月，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定，李雨三在杀害高辉一案中系主犯，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高家人不服，提起上诉，并再次提出民事赔偿要求。6月，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对高家民事赔偿诉求，也不予支持。
改编自传奇故事〈“变身”的嫌疑犯〉。
人一旦走错了一步，犯下不可饶恕的过错，终其一生都将为之买单。
事件中的三个人，可以说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高辉命没了，李丛兰和李雨三虽然逃了半辈子，但还是没能逃脱恢恢天网。
冲动是魔鬼。当年高辉和李丛兰为了所谓的刺激，李雨三因为愤怒，都没有考虑太多，不负责任地放肆自己的行为。一时的放纵和冲动，换来的是可悲可叹的结局。
命运就是这样，如果恶意挥霍它，它一定会让你痛苦回归到你身上。
反之，凡事保持理智，三思而后行，就能够把好自己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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