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代日本天皇制为视角看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道教建立于中国公元 5 世纪中叶。
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姓：李，名：耳），他宣扬“无为禅”，意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与以老庄为中心的道家思想：永葆青春、长寿的仙道思想相联系。
唐王与老子同姓“李”，尊老子为祖，并推崇道教。
随着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频繁的外交联系，许多中国先进文化被带到了日本，其中就有道教。
道教被认为是日本文化精神概念的灵感来源。
虽然程度不如儒家，但道家的影响在整个日本古代文化中随处可见，即便到了江户时代，武士的准则中也能看到道家的影子。
平安时代的道教在日本的体现形式很容易被视为迷信或占星术，并且在日本恶魔和灵魂的概念似乎源于道教的影响，如阴阳道和修验道。
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在节分（冬季迈向春季的转换点）时广泛实行的仪式，吟唱者重复“恶魔出来！幸运！” 同时日本发展出了以道教为基础，涉及到内曹的关系。
再后来民间以及贵族中有一种咨询文化，要求神官提供他们基于道教的见解，以应对诸如房屋建筑之类的占卜事件。
根据《日本书纪》的故事，一位名叫田岛森的人开始探索长生不老药，并到达了永恒之地，在那里他带回了“香果”以供奉他的统治者，后者已经死了，于是田岛森也效仿了道教中的供奉礼法来对往生者进行祭拜。
后世的学者鉴定仙岛为蓬莱，而“香果”’为柑橘”。
这里说一下中国道家思想传入的时间，目前的公论是在7世纪末8世纪初传入日本，当时就受到了天皇的青睐，并为其成立了阴阳局，即阴阳馆，主要负责处理计时、天文、解梦、历法、阴阳五行、相位宇宙学等事务。
到了 10 世纪，它随着仪式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以消除不吉利的征兆，并带给统治者祥瑞。
这在日本被称为宗教习俗，称为阴阳道( Onmyōdō ) 或阴阳占卜。
道教也影响了日本的萨满教和山地崇拜修验道。
它始于公元7世纪，结合了佛教、阴阳占卜、神道教和道教元素。
道教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一个咒语是：“下来，士兵和战士，在我面前排队！”，原句就是我们熟知的“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这句咒语用于特定日子进入神山，祈求国泰民安或者其他的一些愿景。
另一个明显的道教礼仪公式是“快，快，依照法令和条例！” 即使在今天的日本，也可以在横幅、护身符和屋顶瓦片上看到。
道教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神道教，特别是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两者均于 1281 年在镰仓发展起来。
神道在 20 世纪初成为日本的政治学说之一，被称为国家神道。
1950年，道教研究会成立。1951年，学会出版了第一本期刊。
日本的道教实践之一是庚申信仰。庚申信仰指的是 60 天日历周期的第 57 天，三条从人体带来死亡的蠕虫去天堂报告人们的罪恶。
完成报告后，蠕虫回到人体并通过引起疾病和不幸来缩短人的寿命。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道士们昼夜不眠地举行仪式。
“甲真教是日本最明显、最著名的道教实例”，道教有一个日历，人们可以通过它来确定最佳的日子、元素和时间，以便在正确的指引下做日历上建议做的事情，这与中国的万年历类似，上面也标注了今日的宜忌。
不止是民间习俗受道教影响甚广，就连作为国家元首的日本天皇，在地位传统上的正统性也受到道家思想的极大影响。
从公元 7 世纪开始，民众逐渐将天皇看作是道教神明或神灵的后裔，就像是其他封建王朝的帝王模式一样，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首领，同时也充当了宗教的领袖。
当时从中国引进的其他思想包括国家官僚机构的结构、宫殿的布局，以及使用谥号为已故皇帝重新命名。
最有名的当属神武天皇（公元前 660-585 年在位），他被称为“天上至高无上的君主”，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是神道教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
从公元 9 世纪开始，天皇和皇后开始被藤原家族的官员所操纵，到公元 12 世纪，他们完全被武士集团和将军所取代，成为名义上的政府首脑。
尽管失去了权力，但天皇制度仍然是日本政治中的一个永久固定部分，天皇统治者继续履行礼仪职能，并为他人的统治提供威望和合法性，有点类似挟天子以令诸侯。
随着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幕府被推翻，天皇卷土重来，这一地位至今仍在继续，被认为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君主制。
晋室帝系的承嗣原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枝繁叶茂的司马家族，也不至于无人到让白痴来当皇帝。这一切的祸根，从司马师、司马昭时期就已埋下。
司马炎是司马昭与王元姬的长子，他们还有一个次子司马攸。因司马师无子，司马攸被过继给司马师为嗣。
司马攸从小性情温顺、乐善好施，而且才华和声望都超过了司马炎，深受祖父司马懿喜爱，年仅六岁就被司马懿带在身边征讨王凌叛军。
按照司马家族的法定接班顺序，司马懿死后是司马师，司马师死后则应当是其宗法关系上的儿子司马攸。这就没司马昭和司马炎什么机会了。
然而司马师之死事发突然，当时司马家族尚未夺取曹魏政权，且有被魏帝曹髦反扑之虞。司马攸年仅十岁，不可能继承家族事业，于是司马昭接班，时无异议。
但是等到司马昭定嗣时，便又出现一个矛盾，是选择司马炎还是司马攸？
司马昭在世的时候，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这天下是我大哥的，我只不过是代他摄政，百年之后，还是要传给司马攸。”
司马昭对司马攸也特别宠爱，每次见他都要抚床呼唤他的小名“桃符”。司马攸既是司马师的宗法之子，又是司马昭的血亲之子，传位给他应当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司马昭食言了。
何曾等一帮大臣在司马昭耳边吹风，夸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甚至还搬出相面之术，从他发长及地、手垂过膝的外貌得出结论——司马炎“非人臣之相”，就是说有当皇帝的潜质。
当时司马昭正在积极准备篡位工作，这一点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于是他立司马炎为晋世子。
司马炎称帝后，封司马攸为齐王，“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彼时国家新建，兄弟俩就像当年司马师与司马昭一样，通力合作，没什么问题。
到了司马炎抱恙的时候，司马攸又被提名为接班人，而且得到了朝廷内外绝大多数大臣的支持。大家都明白，司马攸当然比司马炎那个白痴儿子司马衷要好多了。
可是当时司马炎身边的宠臣荀勖和冯紞与司马攸有过节，极力在司马炎身边吹风，赶司马攸回封国，以便使其离开权力中枢，进而剥夺他的继承权。
司马攸对此很气愤，坚称自己生病了，就是不愿意离京就封。司马炎派御医去看，回报说没病，结果没过几天，司马攸吐血而死，年仅三十六岁。
他的死，显然不正常。七年之后，司马炎去世，太子司马衷即位，皇后贾南风操纵国柄，八王之乱终于爆发。
八王之乱的爆发，也是权力失衡的表现：皇权衰弱，后权过盛。而司马炎汲取魏亡的教训，大肆分封同姓诸侯王，却导致矫枉过正，致使宗权急速膨胀，引发夺权之乱。
最终的结果就是王杀王、将杀将，兵政废弛，胡马窥伺，五胡乱中原。西晋的统一，只维系了三十七年。
山河再度破碎，乱世再度降临这片疮痍未平的大地上，距离下一次大一统，还有三百多年。
《三国志·先主传》说刘备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高祖之风是什么风？高祖刘邦自己，又是怎么用人的呢？
《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虽然他“慢而侮人”，嘴上不干不净，但仗义宽厚、出手慷慨、大大咧咧，想必是没错的。
也人说刘邦运气真好，一个小沛县就为他云集了这么多天才。平时都是贩夫走卒的，县吏萧何、管监狱的曹参、赶车的夏侯婴、小贩灌婴、杀狗的樊哙、织帘子的周勃，居然个个神武天纵，打得天下英雄屁滚尿流。
倒未必是刘邦运气好，而是他会用人，把贩夫走卒变成了能臣大将。先前在项羽手下不甚得志的韩信与陈平，到刘邦手下，都成就了不世功名，就证明了这点。
刘邦自己得天下后，曾摆酒饮宴，跟群臣总结过：连兵百万纵横天下，他不如韩信；转输军粮坐镇后方，他不如萧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不如张良。总结自己的大优点，就是懂得用人，造就了这汉初三杰。这一点，韩信也是认可的，他曾说刘邦：陛下你不善带兵，带个十万兵就是极限了，我倒是带兵多多益善；但陛下你好在善于带将领，善于用人。
刘邦虽然自称哪儿都不如三杰，但他本人的能耐，那其实也是过硬的。
话说刘邦初起兵时，只有萧何、曹参、周勃、樊哙一群人，也算打出了声望；没有韩信之前，刘邦也是入咸阳、为汉王，是一方诸侯；项羽死后，韩信被兔死狗烹了，刘邦还是带兵出征，干掉了英布与陈豨，平定四方：那是凭自己的本事。
英布后来谋反时也说过，自己所畏惧的，韩信、彭越与刘邦而已。韩信、彭越已死，刘邦老了，不怕了，那就反吧——英布先前是项羽麾下第一猛将，归汉后也是三王之一，非常能打，犹且忌惮刘邦。所以论打仗，刘邦在同时代，怕只是不及项羽、韩信而已，不失为名将。论筹谋，刘邦还是可以平定项羽之外诸藩的。
当然，再能打，终究也不过如项羽韩信，一时成王。刘邦能开汉一朝，终究还在用人御下与权术。韩信从刘邦前，不过一个卫士；萧何从刘邦前，不过一县吏；张良从刘邦前，也没什么运筹帷幄的成绩；夏侯婴不过车夫；灌婴不过小贩。这些人得以出将入相，名垂后世，而且始终对刘邦死心塌地，刘邦自有他的法子。张良就承认过：刘邦的才能是天授，非人力所为。
众所周知，刘邦私下里，颇为傲慢无礼。没事就箕踞，伸着俩长腿。初次见郦生和英布时，都在慢悠悠洗脚，摆足了臭架子。这得多讨厌哪。
刘邦对郦生这种老儒，前倨后恭，先是洗脚摆谱；听郦生说话有道理，赶紧起来穿衣穿鞋，给郦生谢罪，这就收了郦生的心。初见英布这匪类出身的枭雄，刘邦先是洗脚，折英布的傲气，再送宫室美人，让英布从低谷中窥见天堂，心情愉悦，这就摄了英布的魂。
对儒生，刘邦待以礼。对匪类，刘邦待以利益。真是对症下药，下得精准。
谈到利益，是刘邦最聪明的一点。太史公总结一句“喜施”，刘邦出手慷慨得很，这可是大优点。先前韩信初见刘邦时，便总结过：项羽待人仁厚，但不肯赏，把个印信摸来摸去，都摸旧了，还是不舍得给。您虽然勇悍仁义都不如项羽，但舍得封赏。
彭城兵败后，刘邦跟张良说话：关东之地我不要了，都拿去封赏人，谁能跟我一起干掉项羽？——于是开始对韩信、英布与彭越三位大将撒封赏。
韩信后来问刘邦讨封做假王，暂摄齐国。刘邦那个臭脾气，当即开骂；被张良和陈平踩了脚，立刻改口：大丈夫当王就要当真王，当什么假王！——于是封了韩信做齐王。
垓下之战前，韩信和彭越狮子大开口，跟刘邦开条件：要当楚王，要当梁王，刘邦虽然肉疼，依然抬手给了；英布的淮南王，那也是眼都不眨——至于之后兔死狗烹，把诸王都给干掉了，那是后话了。
刘邦自己说了是会用人；然而用人说到底，无非是排岗位、给权限、明赏罚罢了。设想你是樊哙，跟了一个老板，企业草创时，他就把作为屠夫的你的每一点成绩都记录下来，予以封赏，你又怎会不去努力磨炼武艺，成为天下猛将，好继续拼搏？
西汉开国时异姓封王、平民封侯，自古及今，做得到的朝代，也并不算多。这跟刘邦的首席谋士张良还有一定的关系，《史记》里有一段二人论述功臣的问题，说得明白。
先是郦生那老儒生脑子锈了，劝刘邦立六国的后代为王，各国复兴后，一定可以帮衬刘邦打项羽。刘邦就听了。
张良赶紧过来劝，说了一段千古名言，大意是：你现在兵力不够强，就算立了六国之后，他们服你吗？再者说，你手下那些人背井离乡跟你混，就是求一点儿利益。你把六国都封了人，拿什么来封你的手下？谁还跟你？
刘邦听了，气得东西也不吃了，大骂郦生，从此再不提裂土封贵族后裔的事了——把王爵留给了韩信、英布、彭越这些猛将。
刘邦出于市井，熟知人的劣根性。大家跟着你，你得让大家觉得有奔头。你对大家好，物质上不吝惜，自己又百折不挠，大家就觉得有盼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