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代日本天皇制为视角看道教对日本文化的影响
道教建立于中国公元 5 世纪中叶。
道教的创始人是老子(姓:李,名:耳),他宣扬“无为禅”,意为与自然和谐相处。也与以老庄为中心的道家思想:永葆青春、长寿的仙道思想相联系。
唐王与老子同姓“李”,尊老子为祖,并推崇道教。
随着隋唐时代日本与中国频繁的外交联系,许多中国先进文化被带到了日本,其中就有道教。
道教被认为是日本文化精神概念的灵感来源。
虽然程度不如儒家,但道家的影响在整个日本古代文化中随处可见,即便到了江户时代,武士的准则中也能看到道家的影子。
平安时代的道教在日本的体现形式很容易被视为迷信或占星术,并且在日本恶魔和灵魂的概念似乎源于道教的影响,如阴阳道和修验道。
比较常见的例子就是在节分(冬季迈向春季的转换点)时广泛实行的仪式,吟唱者重复“恶魔出来!幸运!” 同时日本发展出了以道教为基础,涉及到内曹的关系。
再后来民间以及贵族中有一种咨询文化,要求神官提供他们基于道教的见解,以应对诸如房屋建筑之类的占卜事件。
根据《日本书纪》的故事,一位名叫田岛森的人开始探索长生不老药,并到达了永恒之地,在那里他带回了“香果”以供奉他的统治者,后者已经死了,于是田岛森也效仿了道教中的供奉礼法来对往生者进行祭拜。
后世的学者鉴定仙岛为蓬莱,而“香果”’为柑橘”。
这里说一下中国道家思想传入的时间,目前的公论是在7世纪末8世纪初传入日本,当时就受到了天皇的青睐,并为其成立了阴阳局,即阴阳馆,主要负责处理计时、天文、解梦、历法、阴阳五行、相位宇宙学等事务。
到了 10 世纪,它随着仪式的发展而发展起来,以消除不吉利的征兆,并带给统治者祥瑞。
这在日本被称为宗教习俗,称为阴阳道( Onmyōdō ) 或阴阳占卜。
道教也影响了日本的萨满教和山地崇拜修验道。
它始于公元7世纪,结合了佛教、阴阳占卜、神道教和道教元素。
道教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一个咒语是:“下来,士兵和战士,在我面前排队!”,原句就是我们熟知的“临兵斗者皆阵列前行”,这句咒语用于特定日子进入神山,祈求国泰民安或者其他的一些愿景。
另一个明显的道教礼仪公式是“快,快,依照法令和条例!” 即使在今天的日本,也可以在横幅、护身符和屋顶瓦片上看到。
道教的影响甚至影响到神道教,特别是伊势神道和吉田神道,两者均于 1281 年在镰仓发展起来。
神道在 20 世纪初成为日本的政治学说之一,被称为国家神道。
1950年,道教研究会成立。1951年,学会出版了第一本期刊。
日本的道教实践之一是庚申信仰。庚申信仰指的是 60 天日历周期的第 57 天,三条从人体带来死亡的蠕虫去天堂报告人们的罪恶。
完成报告后,蠕虫回到人体并通过引起疾病和不幸来缩短人的寿命。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道士们昼夜不眠地举行仪式。
“甲真教是日本最明显、最著名的道教实例”,道教有一个日历,人们可以通过它来确定最佳的日子、元素和时间,以便在正确的指引下做日历上建议做的事情,这与中国的万年历类似,上面也标注了今日的宜忌。
不止是民间习俗受道教影响甚广,就连作为国家元首的日本天皇,在地位传统上的正统性也受到道家思想的极大影响。
从公元 7 世纪开始,民众逐渐将天皇看作是道教神明或神灵的后裔,就像是其他封建王朝的帝王模式一样,他们既是国家政治的首领,同时也充当了宗教的领袖。
当时从中国引进的其他思想包括国家官僚机构的结构、宫殿的布局,以及使用谥号为已故皇帝重新命名。
最有名的当属神武天皇(公元前 660-585 年在位),他被称为“天上至高无上的君主”,因为人们普遍认为他是神道教太阳女神天照大神的直接后裔。
从公元 9 世纪开始,天皇和皇后开始被藤原家族的官员所操纵,到公元 12 世纪,他们完全被武士集团和将军所取代,成为名义上的政府首脑。
尽管失去了权力,但天皇制度仍然是日本政治中的一个永久固定部分,天皇统治者继续履行礼仪职能,并为他人的统治提供威望和合法性,有点类似挟天子以令诸侯。
随着 1868 年的明治维新,幕府被推翻,天皇卷土重来,这一地位至今仍在继续,被认为是世界上存在时间最长的君主制。
晋室帝系的承嗣原本可以有更好的选择,枝繁叶茂的司马家族,也不至于无人到让白痴来当皇帝。这一切的祸根,从司马师、司马昭时期就已埋下。
司马炎是司马昭与王元姬的长子,他们还有一个次子司马攸。因司马师无子,司马攸被过继给司马师为嗣。
司马攸从小性情温顺、乐善好施,而且才华和声望都超过了司马炎,深受祖父司马懿喜爱,年仅六岁就被司马懿带在身边征讨王凌叛军。
按照司马家族的法定接班顺序,司马懿死后是司马师,司马师死后则应当是其宗法关系上的儿子司马攸。这就没司马昭和司马炎什么机会了。
然而司马师之死事发突然,当时司马家族尚未夺取曹魏政权,且有被魏帝曹髦反扑之虞。司马攸年仅十岁,不可能继承家族事业,于是司马昭接班,时无异议。
但是等到司马昭定嗣时,便又出现一个矛盾,是选择司马炎还是司马攸?
司马昭在世的时候,曾经信誓旦旦地说:“这天下是我大哥的,我只不过是代他摄政,百年之后,还是要传给司马攸。”
司马昭对司马攸也特别宠爱,每次见他都要抚床呼唤他的小名“桃符”。司马攸既是司马师的宗法之子,又是司马昭的血亲之子,传位给他应当是顺理成章之事,然而司马昭食言了。
何曾等一帮大臣在司马昭耳边吹风,夸司马炎“聪明神武,有超世之才”,甚至还搬出相面之术,从他发长及地、手垂过膝的外貌得出结论——司马炎“非人臣之相”,就是说有当皇帝的潜质。
当时司马昭正在积极准备篡位工作,这一点对他来说非常有吸引力,于是他立司马炎为晋世子。
司马炎称帝后,封司马攸为齐王,“总统军事,抚宁内外,莫不景附焉”。彼时国家新建,兄弟俩就像当年司马师与司马昭一样,通力合作,没什么问题。
到了司马炎抱恙的时候,司马攸又被提名为接班人,而且得到了朝廷内外绝大多数大臣的支持。大家都明白,司马攸当然比司马炎那个白痴儿子司马衷要好多了。
可是当时司马炎身边的宠臣荀勖和冯紞与司马攸有过节,极力在司马炎身边吹风,赶司马攸回封国,以便使其离开权力中枢,进而剥夺他的继承权。
司马攸对此很气愤,坚称自己生病了,就是不愿意离京就封。司马炎派御医去看,回报说没病,结果没过几天,司马攸吐血而死,年仅三十六岁。
他的死,显然不正常。七年之后,司马炎去世,太子司马衷即位,皇后贾南风操纵国柄,八王之乱终于爆发。
八王之乱的爆发,也是权力失衡的表现:皇权衰弱,后权过盛。而司马炎汲取魏亡的教训,大肆分封同姓诸侯王,却导致矫枉过正,致使宗权急速膨胀,引发夺权之乱。
最终的结果就是王杀王、将杀将,兵政废弛,胡马窥伺,五胡乱中原。西晋的统一,只维系了三十七年。
山河再度破碎,乱世再度降临这片疮痍未平的大地上,距离下一次大一统,还有三百多年。
《三国志·先主传》说刘备知人待士,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高祖之风是什么风?高祖刘邦自己,又是怎么用人的呢?
《史记·高祖本纪》说刘邦:“仁而爱人,喜施,意豁如也。常有大度。”虽然他“慢而侮人”,嘴上不干不净,但仗义宽厚、出手慷慨、大大咧咧,想必是没错的。
也人说刘邦运气真好,一个小沛县就为他云集了这么多天才。平时都是贩夫走卒的,县吏萧何、管监狱的曹参、赶车的夏侯婴、小贩灌婴、杀狗的樊哙、织帘子的周勃,居然个个神武天纵,打得天下英雄屁滚尿流。
倒未必是刘邦运气好,而是他会用人,把贩夫走卒变成了能臣大将。先前在项羽手下不甚得志的韩信与陈平,到刘邦手下,都成就了不世功名,就证明了这点。
刘邦自己得天下后,曾摆酒饮宴,跟群臣总结过:连兵百万纵横天下,他不如韩信;转输军粮坐镇后方,他不如萧何;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他不如张良。总结自己的大优点,就是懂得用人,造就了这汉初三杰。这一点,韩信也是认可的,他曾说刘邦:陛下你不善带兵,带个十万兵就是极限了,我倒是带兵多多益善;但陛下你好在善于带将领,善于用人。
刘邦虽然自称哪儿都不如三杰,但他本人的能耐,那其实也是过硬的。
话说刘邦初起兵时,只有萧何、曹参、周勃、樊哙一群人,也算打出了声望;没有韩信之前,刘邦也是入咸阳、为汉王,是一方诸侯;项羽死后,韩信被兔死狗烹了,刘邦还是带兵出征,干掉了英布与陈豨,平定四方:那是凭自己的本事。
英布后来谋反时也说过,自己所畏惧的,韩信、彭越与刘邦而已。韩信、彭越已死,刘邦老了,不怕了,那就反吧——英布先前是项羽麾下第一猛将,归汉后也是三王之一,非常能打,犹且忌惮刘邦。所以论打仗,刘邦在同时代,怕只是不及项羽、韩信而已,不失为名将。论筹谋,刘邦还是可以平定项羽之外诸藩的。
当然,再能打,终究也不过如项羽韩信,一时成王。刘邦能开汉一朝,终究还在用人御下与权术。韩信从刘邦前,不过一个卫士;萧何从刘邦前,不过一县吏;张良从刘邦前,也没什么运筹帷幄的成绩;夏侯婴不过车夫;灌婴不过小贩。这些人得以出将入相,名垂后世,而且始终对刘邦死心塌地,刘邦自有他的法子。张良就承认过:刘邦的才能是天授,非人力所为。
众所周知,刘邦私下里,颇为傲慢无礼。没事就箕踞,伸着俩长腿。初次见郦生和英布时,都在慢悠悠洗脚,摆足了臭架子。这得多讨厌哪。
刘邦对郦生这种老儒,前倨后恭,先是洗脚摆谱;听郦生说话有道理,赶紧起来穿衣穿鞋,给郦生谢罪,这就收了郦生的心。初见英布这匪类出身的枭雄,刘邦先是洗脚,折英布的傲气,再送宫室美人,让英布从低谷中窥见天堂,心情愉悦,这就摄了英布的魂。
对儒生,刘邦待以礼。对匪类,刘邦待以利益。真是对症下药,下得精准。
谈到利益,是刘邦最聪明的一点。太史公总结一句“喜施”,刘邦出手慷慨得很,这可是大优点。先前韩信初见刘邦时,便总结过:项羽待人仁厚,但不肯赏,把个印信摸来摸去,都摸旧了,还是不舍得给。您虽然勇悍仁义都不如项羽,但舍得封赏。
彭城兵败后,刘邦跟张良说话:关东之地我不要了,都拿去封赏人,谁能跟我一起干掉项羽?——于是开始对韩信、英布与彭越三位大将撒封赏。
韩信后来问刘邦讨封做假王,暂摄齐国。刘邦那个臭脾气,当即开骂;被张良和陈平踩了脚,立刻改口:大丈夫当王就要当真王,当什么假王!——于是封了韩信做齐王。
垓下之战前,韩信和彭越狮子大开口,跟刘邦开条件:要当楚王,要当梁王,刘邦虽然肉疼,依然抬手给了;英布的淮南王,那也是眼都不眨——至于之后兔死狗烹,把诸王都给干掉了,那是后话了。
刘邦自己说了是会用人;然而用人说到底,无非是排岗位、给权限、明赏罚罢了。设想你是樊哙,跟了一个老板,企业草创时,他就把作为屠夫的你的每一点成绩都记录下来,予以封赏,你又怎会不去努力磨炼武艺,成为天下猛将,好继续拼搏?
西汉开国时异姓封王、平民封侯,自古及今,做得到的朝代,也并不算多。这跟刘邦的首席谋士张良还有一定的关系,《史记》里有一段二人论述功臣的问题,说得明白。
先是郦生那老儒生脑子锈了,劝刘邦立六国的后代为王,各国复兴后,一定可以帮衬刘邦打项羽。刘邦就听了。
张良赶紧过来劝,说了一段千古名言,大意是:你现在兵力不够强,就算立了六国之后,他们服你吗?再者说,你手下那些人背井离乡跟你混,就是求一点儿利益。你把六国都封了人,拿什么来封你的手下?谁还跟你?
刘邦听了,气得东西也不吃了,大骂郦生,从此再不提裂土封贵族后裔的事了——把王爵留给了韩信、英布、彭越这些猛将。
刘邦出于市井,熟知人的劣根性。大家跟着你,你得让大家觉得有奔头。你对大家好,物质上不吝惜,自己又百折不挠,大家就觉得有盼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