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现年56岁的王振耀,在汶川地震之后4个月,从救灾救济司司长调任新组建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日前,王振耀在壹基金研究院北师大揭牌仪式上出现,记者获悉他已然辞去了慈善促进司司长的职务。王振耀的一位下属说,“在官场上,他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人。”
对于王振耀回到民间之举,有评价说,这不是“下海”,这是“上岸”。
北京新街口的大帽胡同,挤满了发廊和大排档。夏至之前的炙热气息,飘进了一座刚刚翻新不久的四合院内。
紧闭的院门后,王振耀拎着刚装满的热水壶向记者走来。在这个新办公场所的见证下,他的民政部官员生涯,已经渐行渐远。
现年56岁的王振耀,在汶川地震之后4个月,从救灾救济司司长调任新组建的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而争议频出的公益慈善领域,也将他频繁地推向公众视野。即便面对媒体的镜头,他也不自觉地用手碾过双眼和面颊,舒缓疲倦带来的不适,这是职务带来的习惯性动作。
这位疲惫的官员,经历了中国慈善公益领域高速发展和膨胀的历史阶段。在他离开民政部不久的将来,新的慈善法草案可能将获得通过,而今年的捐款金额、慈善组织数量都将创下一个历史性的纪录。
这或许都能算上王振耀的政绩,却未能阻止他早在心里草拟的一纸请调报告。
“他要走了,要走了。”青海玉树4月的一个深夜,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对本报记者谈及王振耀时说。
“他经常不顾实际的困难,也要费力弄出政策或建议。”但李连杰还是成功游说王振耀,请他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
更像是一名学者
6月21日,壹基金研究院在北师大揭牌,王振耀的调离手续也即将办理完成。他身着曾经出现在许多活动现场的一件灰色西服,但蓝白相间的领带显然经过挑选,和壹基金的宣传色调一致。
“我现在的领导是壹基金和北师大。”王振耀向全场致辞时刻意强调了角色的更迭,一些跑慈善的记者也才恍然发现,宣传材料中他的官衔已经悄然添上了“前”字。
过去,王振耀算是慈善事业的监管者,而如今,他的工作则是要对壹基金理事会负责。“开研究院筹备会时,我让同事今后随时提醒,免得又有了司长架子。”
壹基金研究院,是中国第一家授予EMPA学位的公益教育科研机构。由壹基金创始人李连杰任理事长,北师大校方代表、常务副校长董奇,马云、马蔚华、马化腾、王石、冯仑等着名企业家也都出任理事。而王振耀手中,拥有一支在国内学界知名的社会政策研究团队,首批筹措的2000万元人民币运营资金,将主要用于慈善事业的研究,打造像布鲁金斯学会那样的智库。
“他有宽广的视野和理论思维,在民政部的时候,也更像是一名学者。”一位熟悉王振耀的人士说。他合着的《中国自然灾害应急救助管理的基本体系》,在汶川大地震中,就得到了很好的实践检验。
从一个官员,转任学术机构负责人,20多年的政府经历,是王振耀抹不过去的印迹。生于河南农村的王振耀,上世纪1970年代在广西桂林服役,77年恢复高考后进入南开大学历史系,1980年代研究生毕业后,他既进入着名的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奔走在中国乡村。1988年,民政部组建基层政权建设司,时任司长就是现任民政部部长李学举,王振耀忝列下属农村处处长,一路见证了基层民主选举制度的诞生与发展。
2001年,王振耀从哈佛肯尼迪学院学习公共管理归来,转任民政部救灾司司长,开始了十年救灾的奔走,并伴随着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和壮大,见证了许多体制和制度的生成变迁,也承受了迅速膨胀的慈善事业带来的种种压力。
官场上比较孤独的人
一位王振耀的同事说,“许多机构已经‘挖’了他近一年。”而王振耀也坦言,考虑离职的念头,已经有些时间。
6月18日下午,王振耀一次次跳过记者对细节的追问,没有透露辞职的具体原因。但从今年年初开始,他经过认真的考虑和谈话,最后还是向部里打了请调报告。
“退休之后再谋出路,难免让人觉得是去挂名的。”王振耀解释说,之所以在任期内就采用调离的方式,是不想让学校里的人说他是退休干部。
据记者了解,一般政府机关内,司局级官员的退休年限在57岁至60岁不等,到了这个岁数,如果还没有升迁机会,就会考虑退休或新的去处。
在慈善圈内,“王振耀辞职”的消息也只是近期才小范围传播。但人们习惯于他对各种与慈善公益有关的舆论热点进行回应,同时感叹他有别于某些官员的说话风格。在汶川地震之后,慈善领域受到空前关注,王振耀先后就“政府慈善”、“巨额股权捐赠”、“慈善基金免税”、“善款流入财政”等个案事件做过公开表态,人们通常认为,这会遭致并不乐观的结果。
“你知道我的性格,说话也难免得罪人。”王振耀说。
“在官场上,他是一个比较孤独的人。”王的一位下属说。这位官员举了个例子,身为救灾司司长的王振耀,曾经为了一笔500元的个人捐款办理个人所得税免除,而通过多个部门办理足足10道手续,历时几十天就为了拿回50元的个税免除。
这段故事在媒体上广为传播,王振耀的目的也是为了推动慈善税务优惠政策的推行。但这是一个多部门主管的领域,他的做法引起了其他部门一些人的批评。
在王振耀任职慈善司司长的两年间,中国已注册的慈善组织数量达到1600多家,年度捐款数额分别达到1000多亿和500多亿。面对这样的历史节点,王振耀自认留下了遗憾。“
彻底回到了民间
在中国慈善从业者眼中,“政府”和“民间”,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慈善发展路径。判断一个慈善参与者的意识倾向,往往以此为根据。
“因为中国有许多半官方的慈善组织,他们多由退休官员担任要职,掌握了巨大的慈善资源,而近些年出现了众多民间的草根NGO,两者之间在原有制度中的权利地位是不平衡的。”一位民政部特邀专家说,对于慈善领域一切政策法令的出台,人们已经习惯于以“有利于政府”还是“有利于民间”进行判别。
王振耀一年多的在任举措,同样会被放置于这种评价体系下。“他有一种体制内的开明,但细细研究他的话语,会显出一些人与体制间的矛盾。”上述专家说。
王振耀也认为自己彻底回到了民间,更要尊重民间的方式。他曾经身体力行捐赠者免税,但这一政策却并不是对所有捐赠者适用。由于慈善组织的免税资格,需要由国家、地方税务、财政和民政三部门进行认定,导致捐赠者向一些还未被列入免税清单的组织捐款,无法获得捐款。最先获得免税资格的慈善组织大多是半官方的,这实际是对慈善组织的不公平待遇。
关于免税制度,更有声浪的质疑源于王振耀的好友徐永光。徐曾于1980年代中期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后辗转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中华慈善总会等半官方慈善组织。但徐于2000年后开始涉入非公募慈善基金会,从此成为为民间组织放声的代表人物。
,徐永光所在的南都基金会联合其余多家慈善组织,向财政部、税务总局致信,认为对非公募基金会收取企业营业税,不利于其公益功能发挥。此前,王振耀曾向本报记者称,非公募基金的免税问题,主要还是基金会缺乏与有关部门沟通。
“慈善司成立之后,全国和地方都在翘首以待,希望有系统慈善政策出台,但是我们的政策千呼万唤出不来。”一位民政部主管的社团负责人说,慈善司的工作,似乎更多放在了很多具体项目的推动。“项目是民间组织的事,不是政府应该做的。”
但这位负责人也明白,关于社会关注的民间组织注册、免税等问题,既涉及民政部内部司局间的协调,又包含民政部与相关部委、大型半官方慈善组织的协调。
“要去突破这个大的结构,非常困难,这也是王振耀离开的原因之一。”对于这种说法,王振耀并没有当场向记者否认。
几天前,王振耀在慈善圈的朋友为他的“转身”开设一场小型派对,徐永光借着酒兴说,“振耀下海了。”这是他那个时代对官员离去的指称。
在场更多的人说:“不对,振耀上岸了。”(衣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