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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绘画与宋代绘画有哪些本质的区别?

时间:2020-08-06 15:5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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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绘画与宋代绘画有哪些本质的区别?

唐代绘画特点及代表人物

在隋朝国家统一的基础上,唐代经过“贞观之治”,国家强盛,经济繁荣,文化发展。

反映在绘画上,创作热情空前高涨,规模宏大,气象万千,名画家辈出,灿若群星,为中国绘画史上最光辉灿烂的一页。

一、初唐人物画家阎氏兄弟

阎立德、立本兄弟为初唐重要人物画家。

他们的先世为北魏、北周时显宦,父阎毗与后周武帝之女清都公主结婚,入隋为朝请大夫、殿内少监领将作少监,擅长书画,谙练旧事,曾为宫廷设计辇辂车舆,多所增损。

立德继承家学,唐高宗时,为造兖冕大裘等六服并腰舆伞扇、营造陵墓,官至将作大匠、工部尚书。

同时长于绘画,所作《职贡图》,“异方人物诡怪之质,自梁魏以来名手不过也”,惜作品今无传。

立本(?—673年)绍述家学,曾继兄任工部尚书,后官至右相中书令。

因擅长绘画,有“右相驰誉丹青”之讥。

能作人物、车马、楼观和道释画,曾创作过《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等重要人物肖像画作品。

今传《步辇图》(故宫博物院藏,为宋人摹本),描绘唐太宗李世民坐在步辇上,接见吐蕃派来迎娶文成公主的使者禄东赞的情景。

图中对人物的刻划,表现了不同的身份地位以及各民族的不同姿容和气质,具有肖像画创作性质,是一次真实的历史事件的写照。

另外,相传《历代帝王图》(今藏美国波斯顿博物馆)为阎立本所作,描绘了从汉昭帝到隋炀帝共十三个帝王及其侍臣的肖像,寓褒贬于人物的精神形态的刻划之中,鲜明生动。

二、盛唐画圣吴道子

吴道子被称为“张僧繇后身”,他的艺术继承了张僧繇简括的造型技巧,“笔才一二,像已应焉”,点划之间,时见缺落,后人称之为“疏体”。

其用笔如“莼菜条”,雄劲、磊落、气势磅礴。

喜用焦墨勾勒,略加淡彩,自然传神,所谓“天衣飞扬,满壁风动”,有“吴带当风”之誉,称之为“吴装”。

他的宗教壁画以独特的艺术风格传派,当时叫做“吴家样”。

其特点是,落笔时或自臂起,或从足先,不拘规矩,一笔挥就,但又不失尺度。

吴道子的作品,今已无存,日本大阪市美术馆收藏的《送子天王图》卷,传为吴道子真迹,其实,最多不过是他传派的摹本草稿。

北宋时的武宗元曾在洛阳等地寺庙见过吴道子的壁画,努力学习其造型笔法,从所作的《朝元仙仗图》(今藏美国私人处),可探知其艺术特点。

除文献记载外,要了解吴道子的艺术,莫高窟的盛唐壁画和唐宗室墓葬壁画,或可提供一些线索。

三、 仕女画家张萱和周昉

单独以妇女儿童作为绘画创作题材,在唐代有了新的发展。

在此以前,妇女和儿童的形象在绘画中出现,或者作为人物故事中的陪衬,或者作为封建说教的工具,如顾恺之《女史箴图》;而作为描写她们的日常生活用以玩赏为目的作品,则是在唐代才大量出现的,其代表为张萱和周昉。

张萱活动于盛唐开元年间。

他的贵族妇女形象,反映出盛唐时代的享乐欢快的气氛。

作品有宋徽宗赵佶临摹的《捣练图》(今藏美国波斯顿博物馆)、《虢国夫人游春图》(今藏辽宁省博物馆)等。

前者描写宫中妇女捣练时的各种劳作活动,细节生动,充满生活气息;后者描绘杨贵妃三姊虢国夫人及其眷属骑马郊游,队伍花团锦簇,反映出杨家姊妹的显赫与骄纵。

周昉,字景玄,长安(今西安)人,贵族出身,官至宣州长史,活动于唐代宗时期。

他的仕女画,“初效张萱,后则小异”。

所画肖像,“不唯形似,兼移神气”。

宗教壁画,首创“水月观音”,广为流传,被称为“周家样”。

传世作品有《挥扇仕女图》(今藏故宫博物院),描绘了一群衣着华丽的宫中妇女的悠闲散漫,百无聊赖。

人物的苦闷情态跃然画上,呼之欲出。

周昉笔下的妇女,已失去了张萱作品那种欢乐气氛,反映出时代情绪的变化。

相传为周昉作品的《簪花仕女图》(今藏辽宁省博物馆),是一幅被揭裱下来的唐代屏风画,其技巧熟练、笔法细腻,设色浓艳,是一幅优秀的唐代无名匠师之作。

四、 山水画家李氏父子和王维

李思训(651—7),字建,为唐宗室。

高宗时任江都令,武则天当权时弃官潜匿,中宗复位任宗正卿,玄宗时官至右武卫大将军。

擅长山水,继承了展子虔以来的青绿山水画法,金碧辉煌,灿烂耀目,为后世所崇。

他的作品内容,没有摆脱六朝以来的求仙访道主题。

存世《江帆楼阁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相传为他的作品,画江天浩渺,风帆溯流,境界开阔。

树木画法多种多样,山石在钩线的基础上有少许皴法,是对展子虔《游春图》的继续发展。

李思训之子李昭道继承家学,亦以画青绿山水知名于世,与其父合称“大小李将军”。

王维(701—761年),字摩诘,著名诗人,亦长绘画。

晚年隐居陕西蓝田,并以其庄园景致创作成《辋川图》,开创了文人士大夫别墅画的风气,为后世所崇。

苏轼称赞他“诗中有画”,“画中有诗”。

明末董其昌等人提倡山水画“南北宗”说,将李思训说成“北宗之祖”,崇王维为“南宗之祖”,创水墨写意文人画。

相传王维有《伏生授经图》(今藏日本大阪市美术馆)、《雪溪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等,均不可信,王维画风有待进一步探讨。

五、 畜兽画家韩干和韩滉

鞍马为汉代以来流行的绘画题材,随着绘画的分科发展,至唐代则出现了一批以画鞍马而知名的画家,如曹霸、韩干、陈闳、韦偃等。

牛也经常入画,画牛的专门家有韩滉、戴嵩等。

描绘牛、马(包括龙、虎、獐、鹿、猿、猴、猫、狗等)一类的家畜走兽的画,宋代概括为畜兽画。

韩干出身贫寒,得王维资助,随曹霸学画,以画肖像、鞍马知名于时。

天宝中召入宫廷,累奉命图写御马,玄宗要他照着陈闳的马画,他说:“臣自有师,陛下内厩之马,皆臣师也。”可知他的追求。

传世作品有《照夜白图》(今藏美国大都会博物馆),画肥壮马1匹,拴于桩上,作昂首嘶鸣状,十分生动。

韩滉(723—787年),字太冲,长安人。

由地方官升至宰相,封晋国公。

吏事之余,喜好绘画,长于人物、田家风俗及牛马等,落笔绝人,然不多作。

传世有《五牛图》(故宫博物院藏),画牛五头,各具姿态。

所用线条,粗壮有力,表现出牛的健强体魄和坚韧的皮质,惟妙惟肖,在中国画史上不多见。

六、气象万千的唐代壁画

唐代壁画有宫殿、寺观、石窟、墓室等数种。

宫殿、寺观壁画之盛,见诸文献记载,超出以往时代,但随着建筑物的毁灭,早已渺然无存,今天所能见到的,只有石窟和墓室里的壁画。

五代两宋的绘画特点及人物代表

唐末藩镇割据,国家走向分裂,相继出现五代十国。

五代时期绘画盛行的地区,主要在中原,西蜀和南唐所辖地。

西蜀和南唐都建立了画院,山水、花鸟画科成熟,出现了一批对后世有极大影响的画家。

北宋统一后,绘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画院兴盛,文人画兴起。

这一时期传世的作品较多,寺观等壁画虽也有所成就,相形之下,就退居其次了。

一、 人物画家周文矩和顾闳中

周文矩,金陵句容人,擅长人物、山水、楼观和仕女。

他继承了周昉的传统,但在衣纹描绘上吸收了李煜书法的“行笔瘦硬战掣”(称“战笔描”)即颤抖的笔法,而形成自己的风格。

作品有《宫中图》、《重屏会棋图》(今藏故宫博物院)、《琉璃堂人物图》(美国大都会博物馆藏摹本)等。

《重屏会棋图》描绘南唐中主李璟和他的兄弟们下棋,有肖像画性质;衣纹作战笔,是其画法特点。

《琉璃堂人物图》描写文人士大夫的诗酒活动,各有神态。

据专家考订,今传韩滉《文苑图》(今藏故宫博物院)即其中一部分。

顾闳中唯一的存世作品是《韩熙载夜宴图》(今藏故宫博物院)。

据记载,此画是奉南唐后主李煜之命而作。

全画分为听乐、观舞、休息、清吹、送别5个段落,描写韩熙载的夜宴过程,客观上反映了当时贵族的腐朽生活。

由于作者技术的高超,对韩熙载的刻画,能通过形象而揭示出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所画其他人物也都各有特点,生动传神。

该画线描的工整精细、严谨有法,设色的绚丽清雅、丰富协调,都达到这一时期的最高水平。

这一时期其他著名画家尚有僧贯休、阮郜、胡瓌、卫贤等。

胡瓌,契丹人,善画本部族人马,沙碛平远,曲尽契丹族及塞外之景,传世有《卓歇图》(故宫博物院藏)。

卫贤为南唐画院画家,作品有《高士图》(故宫博物院藏),以山水为主体,画梁鸿、孟光夫妻相敬故事。

二、“徐黄异体”和北宋的花鸟画

花鸟画在宋代有着飞跃的提高。

艺术上大大超越了唐代。

“徐黄异体”是指以徐熙和黄筌为代表的、在艺术风格上不同的两大花鸟画流派,最早见于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记载。

徐熙,金陵(今南京)人,性淡泊,所画花鸟多为“汀花野竹,水鸟渊鱼”,“蔬菜茎苗,亦入图画”。

其画法“落笔颇重,中略施丹粉”,可能是一种以勾勒为主的淡彩画法,有“落墨花”之称。

他的题材内容与画法都表现出文人士大夫情趣,故有“徐熙野逸”之评。

但他也为宫廷服务,创作一些装饰用的作品,称为“铺殿花”,“装堂花”。

黄筌,字要叔,成都人,西蜀的宫廷画家。

除人物画外,尤擅长花鸟画,多画宫廷中珍禽瑞兽,奇花怪石,以供帝王贵族玩赏。

其画法先用细笔勾出轮廓,然后敷以重彩,极其工细精整,富丽堂皇,故有“黄家富贵”之称。

传世作品有《写生珍禽图》(故宫博物院藏)。

三、 荆、关、董、巨山水画的新贡献

五代是中国山水画发展的重要时期,表现为(1)水墨山水画的确立;(2)画家深入自然,创造了不同的笔法,出现了南北两大派别。

代表画家有荆浩、关仝、董源、巨然。

荆浩和关仝对表现大自然雄伟之美开创了新风格,把山水画的思想内容提到了新高度。

董源和巨然创立了山水画的另一种新风格,受到元明以来文人画家的推崇和摹仿,比荆、关影响更

四、 李成、范宽和宋初山水画

李成、关仝、范宽在宋初被认为是并立的三大家,评价为“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的人物。

关仝的峭拔,李成的旷远和范宽的雄杰,代表了宋初山水画北方风格的不同气派。

五、 郭熙及其《林泉高致集》

郭熙的绘画理论,集中在由他儿子郭思辑录的《林泉高致集》一书中。

全书共6节,前四节阐述画理画法,强调山水画创作要深入自然,进行研究,从对比的角度去观察山水的四时、朝暮、阴晴、远近,高低等等不同变化,并把这些变化同人的思想情绪发生联系,从而创造出富有理想和意境的山水画作品。

在具体技法上提出了山水画的“三远”(平远、高远、深远)取景法。

《林泉高致集》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完整阐述山水画创作规律的理论著作,在美学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四川眉山人。

他是北宋文学家、书法家,同时也善画枯木竹石。

他在绘画方面的主要贡献在于推进了文人画的发展,并在文人画的理论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大体可归纳以下几点:(1)确定文人画的地位高出于工匠画。

他很推崇吴道子,但更推崇王维。

正式提出“文人画”的概念。

(2)强调艺术形象创造的主观感受,以便达到于象外求意。

有“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等诗句。

(3)提倡绘画表现的诗歌意趣。

如说“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味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古来画师非俗士,摹写物象略与诗人同。”如此等等,都对后世绘画有极大影响。

苏轼有作品《枯木怪石图》(今在日本)存世。

与苏轼同时对文人画作出重大贡献的画家还有文同和米芾等。

文同(1018~1079年),字与可,四川永泰人,诗人兼画家。

善画墨竹,因出知湖州(今浙江吴兴),所画墨竹及后来学他画法的,称为“湖州竹派”。

他曾深入竹林,作仔细观察研究,先有成竹在胸,然后进行创作。

有《墨竹图》两幅存世。

辽、金、元的绘画特点及人物代表

辽代绘画继承唐及五代传统,却又独具特色,多描写北方少数民族生活情状,以人物、鞍马居多。

画花卉鸟兽带有浓郁的装饰味,技法有独到之处,唯山水画处于发展阶段,尚未臻成熟,远不及北宋绘画之隆盛。

《射骑图》 耶律倍 此图画的是一幅契丹贵族射猎者的肖像。

在一匹装饰得很华丽的骏马前面,站立着一位“鬓发左衽”的中年契丹贵族。

他腰挎虎皮箭筒,手中持弓,陷入沉思之中。

身为 北方草原的民族画家,耶律倍特别擅长于画马,画中之马的体型即今之蒙古马,身躯低矮,长胴短脚,却很硕健。

此画风格细腻、典 雅,与契丹墓室壁画粗犷的风格迥然不同,表明画家颇受他所向往的中原汉文化的影响。

赵霖《昭陵六骏图》金代有关书画家和流传作品,没有完整的文献记载,但在金元人的诗文中,亦可窥见此时期的书画风气之盛。

如金人赵秉文《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元好问《中州集》及《遗山文集》、胡□□《柴山大全集》、汤□《画鉴》、夏文彦《图绘宝鉴》等书中,对金代书画家任询、王庭筠父子、杨邦基、李早、武元直等人及其作品均有论述。

遗存至今的作品如李山《风雪杉松图》,可见其受郭熙、王诜影响颇多。

武元直《赤壁图》以全景山水表现赤壁壮美的景色,都与南宋马远、夏圭画风不同。

王庭筠《幽竹枯槎图》,与北宋苏轼《枯木竹石图》一脉相通。

张圭《神龟图》在格法上与五代黄筌《写生珍禽图》亦有相通之处。

赵霖《昭陵六骏图》反映了金代鞍马成就。

张圭《文姬归汉图》又可见金代人物画的风貌。

现存山西朔县崇福寺、山西繁峙岩山寺等处的金代壁画,以及考古发掘中发现的几处金代墓室壁画,可以看出金代壁画也是相当繁荣的。

金代绘画对元代绘画有重要的影响。

元代绘画中,文人画占据画坛主流。

因元代未设画院,除少数专业画家直接服务于宫廷外,大都是身居高位的士大夫画家和在野的文人画家。

他们的创作比较自由,多表现自身的生活环境、情趣和理想。

山水、枯木、竹石、梅兰等题材大量出现,直接反映社会生活的人物画减少。

作品强调文学性和笔墨韵味,重视以书法用笔入画和诗、书、画的三结合。

在创作思想上继承北宋末年文同、苏轼、米芾等人的文人画理论,提倡遗貌求神,以简逸为上,追求古意和士气,重视主观意兴的抒发。

与宋代院体画的刻意求工、注重形似大相径庭,形成鲜明的时代风貌,也有力地推动了后世文人画的蓬勃发展。

在元代短短90余年内,画坛名家辈出,其中以赵孟頫、钱选、李□、高克恭、王渊等和号称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最负盛名。

王蒙 《葛稚川移居图》 葛稚川,名洪,自号抱朴子,东晋时人,著有《抱朴子》、《神仙传》等书传世。

此图画葛洪携子侄徙家于罗浮山炼丹的故事。

画卷取全景式构图,但又不像宋画那样突出一主峰,而是强调众多山形所造成的一种整体气势和气氛。

除画面左角空出一小块水面外,其余各处都布满了山石树木,使景致显得格外丰茂华滋,是王蒙典型的重山叠嶂式。

然而此图又与他大部分作品风貌相异,如树叶全用双钩填色,树干精勾细描,树形复杂多变,设色五彩斑斓,不同于他惯用的写意或兼工带写。

山石用小笔细写,并用墨、青、赭等色反复渲染,墨彩相彰,画断崖用斧劈、刮铁、折带诸皴法,与他常用的披麻皴与解索皴迥异。

画中人物的描法简洁中见精工,造型头大身小,古拙可爱。

全画中左下方溪水最亮,烘托了葛稚川的形象。

画面山岩重重,树木茂密,加上回环的流泉,曲折的山径,造成一个幽深宁静、远离尘世的境地,反映了当时士人对于隐居的希求。

明代的绘画特点及人物代表

明朝前期,以宫廷画和浙派绘画为主,中期吴门画派兴起,成为画坛旗帜,晚期董其昌为画坛领袖。

文人画全面占领画坛,是这一时期中国绘画发展的主要脉络。

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宫廷绘画也随之式微,不再居于画坛领导地位。

文人画发展成为中国绘画的主流,传统的绘画“成教化,促人伦”的社会作用观念,逐渐被“怡情适性”、“寄兴自娱”所代替,因而使水墨写意的山水、花鸟画获得特别的发展,相比之下工笔画与人物画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由于社会矛盾复杂,城市经济迅速发展,使地域性的绘画派别纷纷出现。

晚明成批的 *** 、侍姬画家的出现,表现出封建束缚下妇女的才华,但也反映了社会的进一步腐朽没落。

随着海上交通的发达,促进了中外绘画交流。

日本画僧雪舟等曾来中国学习,中国画僧也曾东渡日本;明末欧洲传教士来华,同时带来了西方绘画。

明代早期, 宫廷人物画多继承南宋宫廷历史故事画风,内容大都与王朝的政治需要有关。

现存的宫廷人物画中,题材多称颂前代圣主贤臣,以及描写宫中行乐等。

重要的画家有:倪端,字仲正,宣德时召入宫中,作品有《聘庞图》,描写三国时刘表延请庞德公故事。

商喜,字惟吉,宣德中授锦衣卫指挥,作品有《关羽擒将图》,描绘三国时关羽水淹七军活捉庞德故事。

刘俊,字廷伟,官锦衣都指挥,作品有《雪夜访普图》,画宋太祖赵匡胤私访赵普故事,宣传半部《论语》治天下。

谢环,字廷循,宣德时为锦衣卫指挥,作品有《杏园雅集图》,描绘当时在朝官吏杨一清等人的一次 *** ,是一幅群体肖像画。

宫廷山水画主要继承南宋马远、夏圭的风格,并参以北宋郭熙等技法。

重要画家有:李在,字以政,宣德时与谢环、石锐、倪端同时被皇帝恩宠,待诏仁智殿,作品有《阔渚晴峰图》等。

王谔,字廷直,弘治时供事仁智殿,曾被孝宗朱佑樘誉为“今之马远”,可见其画风与马远十分接近,但较之马远平稳、完整而细腻,作品有《江阁远眺图》等。

朱端,字克正,正德间以画士直仁智殿,后授锦衣指挥,画风学郭熙,作品有《烟江远眺图》等。

明代中期,作为纺织业中心的苏州,随着工商业的发展,逐渐成为江南富庶的大都市。

经济的发达促进了文化的繁荣,一时人文荟萃,名家辈出,文人名士经常雅集宴饮,诗文唱和,很多优游山林的文人士大夫也以画自娱,相互推重。

他们继承和发展了崇尚笔墨意趣和“士气”、“逸格”的元人绘画传统,其间以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最负盛名,画史称为吴门四家。

他们开创的画派,被称为吴门派或吴派。

沈周和文徵明,是吴门派画风的主要代表。

他们两人都淡于仕进,属于诗、书、画三绝的当地名士。

他们都主要继承宋元文人画传统,兼能几种画科,但主要以山水画见长,作品多描写江南风景和文人生活,抒写宁静幽雅的情怀,注重笔情墨趣,讲究诗书画的有机结合。

两人渊源、画趣相近,但也各有擅长和特点。

沈周的山水以粗笔的水墨和浅绛画法为主,恬静平和中具苍润雄浑气概,花卉木石亦以水墨写意画法见长,其作品主要是以气势胜。

文徵明以细笔山水居多,善用青绿重色,风格缜密秀雅,更多抒情意趣,兰竹也潇洒清润。

唐寅和仇英有别于沈周、文徵明,代表了吴门派中另外的类型。

唐寅由文人变为以卖画为生的职业画家,仇英为职业画家,在创作上则受文人画的一定影响,技法全面,功力精湛,题材和趣味较适应城市民众的要求。

他们两人同师周臣,画法渊源于李唐、刘松年,又兼受沈周、文徵明和北宋、元人的影响,描绘物象精细真实,也重视意境的创造和笔墨的蕴藉,具有雅俗共赏的艺术效果。

唐寅的山水画多为水墨,有两种路数:①以李唐、刘松年为宗,风格雄峻刚健;②为细笔画,风格圆润雅秀。

人物画则时工时写,工笔重彩仕女承唐宋传统,细劲秀丽,水墨淡彩人物学周臣,简劲放逸。

仇英从临摹前人名迹处得益,精谨清雅,擅长着色,以青绿山水和工笔人物著称。

明代后期山水画,继吴门派而起的代表画家是董其昌。

他的艺术与吴门派有密切关系,为矫正吴门派末流之弊,他重倡文人画,强调摹古,注重笔墨,追求“士气”,并提出了南北宗论。

由于他官至礼部尚书的显赫地位和在画坛上的声望,遂成为画坛盟主,他所创立的松 *** 遂取代了吴门派的统治地位。

他提出的绘画理论,尤其是南北宗论,对明末清初的绘画产生了重大影响,一时之间苏松地区形成了许多山水画支派。

这些画派在观点、主旨、方法、意趣等方面,与董其昌基本一致,所不同的只是在模仿某家和笔墨运用上各有侧重。

较著名的画家有莫是龙,与他共创南北宗论,陈继儒与他为至交,赵左亦常为其代笔,他们都是松 *** 主将;顾正谊创华亭派,董其昌早年曾受其启导,宋旭亦属华亭派巨子,沈士充受业于宋懋晋,兼师赵左,也为董其昌代笔,世称云间派。

另外,受吴门派影响的晚期画家还有程嘉燧、李流芳、卞文瑜、邵弥、杨文□等人。

程嘉燧的山水枯简疏放,李流芳爽朗清秀,卞文瑜细秀,邵弥简逸,杨文□兼具枯笔、秀润两种风貌。

水墨画的特点是

中国画的创新,并不等于只是追求形式的变化,追求表现语言的新,也不意味着要抛弃传统,抛弃艺术中那些恒久性的元素,如人性、爱、和谐、永恒。新,关键在于要求作品要有时代感、新的意义和气度。这才是当今中国画家为之努力的方向。 关键词:中国画,创新理念,发展历程 中国画艺术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从古至今,它一直在向前发展。中国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汲取过多方养分,如印度佛教壁画、民间绘画等,但它的思想根基仍是源于中国的儒家、佛家和道家的思想体系,表现为中国画讲求“意象”思维方式与“写意”的造型观,追求情趣和意境,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在中国画的笔墨上则追求虚实、意境、神韵、气势,在绘画材料上则始终是以毛笔、墨和宣纸为三大要素,探求线条的绵延、水墨的渗化和抽象的意境。而它对作品优劣的评判也基本上从品格、意境、笔墨三方面来判断,千余年来基本如此,正因为它的评判标准、追求方向、思想根基都比较恒定,所以中国画在千余年的历史长河中才能较为平稳地呈线型地向前发展。 一、中国画的发展历程 中国画自春秋战国以来,至今已有二千多年的历史。春秋战国时代,楚先王庙、公卿祠堂,多画天地、山川之神,古代圣贤之像。《考工记总序》载:“设色之工,画、绩、钟、筐、慌。”至汉代,帛画、宫廷壁画、墓葬壁画、画像石、画像砖、漆画等都得到了相当大的发展。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艺术的传入,在全国各地建造许多石窟,对绘画从内容到形式又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中国绘画发展至隋唐,趋向全盛。唐代特别是贞观至开元的100多年间,政治昌盛、国力强大、版图扩大、经济繁荣,国内各民族关系融洽,中外文化交流也相当活跃,促进了封建文化步入鼎盛,是中国绘画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历史阶段。五代两宋时期绘画又进一步成熟和更加繁荣,人物画已转入描绘世俗生活,宗教画渐趋衰退,山水画、花鸟画跃居画坛主流。中国画的精髓“意象”和“写意”在这个时期表现得淋漓尽致。宋代绘画对“意境”的开拓和发展,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元、明、清三代水墨山水和写意花鸟得到突出发展。元代文人画以山水画为大宗,托复古以寻求新路,师古而不泥于古。明末画家徐渭主张以书法入画,强调个性。清初画家朱耷将写意花鸟发展到一个高水平,完全出自他内心世界白眼向人的鱼鸟形象,是他抒发感情的有力的艺术语言。 中国画自十九世纪末以后,在近百年引入西方美术的表现形式与艺术观念和继承民族绘画传统的文化环境中,出现了流派纷呈、名家辈出、不断改革创新的局面。二十世纪中国画艺术在世界格局风云变幻中不断前进不断发展,在中国美术史上是十分璀璨夺目的,在世界文化史上更留下了光辉的篇章。二三十年代,中国画面对传承与发展,康有为提出“以复古为革”“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主张;徐悲鸿主张“古法之佳者守之,垂绝者继之,不佳者改之,未足者增之,西方画之可采入者融之”,他将西方绘画的写实手法融入传统的笔墨之中,丰富了中国画的表现性;陈之佛将中外装饰艺术中的色彩融入工笔花鸟画的创作,张大千借鉴西方抽象表现主义的某些手法,创出泼彩画法。 四十年代末和五十年代,人们围绕着素描是否可作为中国画造型的基础,以及如何看待笔墨技巧、看待中国画创新的主题进行了中国画的发展的探讨。这一时期的画家蒋兆和、李可染、傅抱石、张仃、方增先、黄胄等人大胆创新,展现了这个时期中国画艺术的巅峰。八十年代中期,又围绕着改革、开放和现代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如何革新中国画以适应时代的审美需要的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展开了深入的探讨。黄土画派开创者,著名画家刘文西先后百多次下到陕北农村,用传统的中国画笔墨和技法,表现农民的劳动和生活,展现了艺术当随时代,艺术表现生活的创新之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人民生活得到空前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在取得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中国的民族文化也受到不可估量的冲击。中国画作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欣赏、教育、创作、出版、展览、批评等方面更是首当其冲地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和冲击。 二、中国画的创新 所谓创新应体现出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是创新方法,其二是以正确的艺术见解表现其艺术内涵的深度。解决创新方法的问题最重要是要建立起新的艺术体系,使其更加完善,这是中国画建立新的艺术表现形式与新的技法表现的最基本条件,离开了这个条件,以其主观臆想而产生的某种技法与风格都难以成立。如何以正确的艺术见解表现出新的艺术思想,即表现出艺术作品之灵魂,这是画家们应该认真思索的问题。一个没有成熟艺术见解的画家,不可能创作出具有深厚内涵的艺术作品,更不可能产生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只有在符合中国画发展的艺术体系与艺术思维的指导下,才能够产生出全新的中国画表现形式与表现技法。面对中国画的创新问题,只有沿着中国画艺术规律而行才能顺利发展。当前,中国美术界形成了包括中国画在内的多元化、多样式的格局。我们要保持中国画的生命力,最重要的是艺术家应该在其创作中具有“民族性下的文化纯粹”。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把握,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要保持艺术家的真挚的艺术理念。在这样一个文化纷繁的时代中,只有立足于对传统文化理性的分析上,才能对现实与艺术作出正确的判断。传统中国画可以说是民族性神采的一个重要浓缩,这才是时代最好的生命之源。 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在这个万事万物飞速发展变化的新时代,中国画家也必然会产生出新的思维、新的意识,其中包含着对文化的新认识、对艺术的新感悟、对生活的新体验和思维形式的新变化,这些都是促进中国画发展与创新的基本要素。在此基础上,中国画家还要对自身文化深入研究,在理性基础上树立创新意识,产生新的艺术思维,以全新的艺术形式代替古老陈旧的艺术形式,进一步推进中国画向前发展。中国画只有在这种新的变化之中,才能走出目前的困境,才能够出现新的生机。这是中国画发展的需要,是历史的必然,只有这样才能代表一个中国画艺术的新时代。

水墨画是中国汉族特色较强的一种绘画艺术形式,借助具有本民族特色的绘画工具和材料(毛笔、宣纸和墨),表现具有意象和意境的绘画。其特征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工具材料上来说,水墨画具有水乳交融,酣畅淋漓的艺术效果。具体地说就是将水、墨和宣纸的属性特征很好地体现出来,如水墨相调,出现干湿浓淡的层次;再有水墨和宣纸相融,产生溵湿渗透的特殊效果。二是水墨画表现特征,由于水墨和宣纸的交融渗透,善于表现似像非像的物象特征,即意象。这种意象效果能使人产生丰富的遐想,符合"中国绘画注重意境"的审美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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