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出路》揭露残酷现实：父母越不努力，孩子越没出路
最近有部片子很火，郑琼导演的《出路》这部纪录片，讲述了三个出身不同，阶层不同的青少年从学校到步入社会的成长经历，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都用自己的方式寻找自己“出路”。
- 01 -马百娟 12岁 甘肃大山深处小学生
来自甘肃会宁农村大山深处的马百娟，家里很穷。父亲60岁，年纪大了，母亲有智力缺陷，哥哥14岁就没读书出去打工了，全家一直住在窑洞里，全年的开销都不超过50元。
马百娟就读于甘肃省会宁县头寨子镇野鹊沟小学，她12岁才读小学二年级，学校只有2个老师，5个学生。她每天早上吃完热水泡馍馍就去上学了，放学之后要喂猪，做饭，要做很多农活。
在背谷子的时候，马百娟和家人要下一个十分陡峭的山坡。“在整个纪录片里那是一个很震撼的镜头，看到人就像跟蚂蚁一样讨生活，当时眼泪就下来了”纪录片导演郑琼说道。
然而就是这样的环境，马百娟却仍然希望：我要去北京上大学，要去打工挣钱，我要一个月挣1000元，买面，因为我家面不够吃。
农村孩子都有这样的憧憬，读书能改变他们的命运，能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
然而马百娟的父亲认为：女孩子是别人家的，迟早要嫁人。读书读一点，够用就行了。
读了几年书之后，马百娟就没有继续读下去了。记者问她你为什么不去上学？，她笑了笑，没有回答。她有很多憧憬，也想去尝试。
马百娟16岁时，就在她最好的年纪，嫁给了她表哥，似乎“除了嫁人，没有什么其他出路。”
- 02 -袁佳 19岁 湖北咸宁小县城复读生
袁佳的父母是农民工，他爸爸觉得没有文化在城市里打工，受了很大屈辱。他的父亲后来意外去世了，他临走前留下一句话：“爬也要供孩子上学”。家人都希望他考上大学，改变整个家庭的命运。
但是高考失败二次的徐佳压力很大，不仅仅是身体压力，也是心理压力。“复读挺折磨人的，让人有羞耻感，有压力、有恐惧，有段时间整个人都冒汗，手发抖，根本做不下题目”。最严重时，他想到过轻生。
最后复读二年，高考三次的徐佳终于考上湖北工业大学，虽然不是985和211，但能够考上本科，也是非常不容易了。对于小县城底层家庭的学生来说，高考可能是改变他们命运最好的机会了。
大学，工作，结婚，十年了，徐佳在武汉买车买房，终于算是一个城市新中产，他的母亲在村里都眉开眼笑。虽然他还达袁晗寒的起点，但他接受了这种差距：“我现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但我会努力去改变。”
条条大道通罗马，而有些人，一生下来就在罗马，有些人要努力一辈子才能到罗马。
- 03-袁晗寒 17岁 北京美院附中辍学生
袁晗寒跟马百娟和徐佳是两个不同世界不同空间的人，她父母都是北京人，从小上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初中，高中也是最好的高中—美院附中。
辍学后袁晗寒整日窝在家中无所事事，靠电影和闲书打发时刻。为了让自己不那么无聊，她决定在南锣鼓巷租一间店面，开个小酒吧。
在她的眼中，“人生不会被饿死就行了，没有人会被饿死”，而她要对抗的，只有孤独。
袁晗寒后来她去了德国，最终进入德国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读书。她拿到一个相当于硕士学位的文凭。至于工作，她说自己可以去干任何事情，导购、卖票、当服务员都可以，“饿不死就行”。
这也是她对付人生中最大敌人——“无聊”的一个方法。袁晗寒偶尔也接一些零活，也来国内找一些实习，看国内和艺术相关领域的发展。待在北京没事干也没啥意思，实习一下也挺好的
- 04 -纪录片《出路》的导演郑琼则认为：在一个只论输赢的社会里，其实每个人都是受害者。，
因为这3个人的经历，导演郑琼说，她都经历过。
她从小在湖北的农村长大，特别能够体会像马百娟那样，在艰苦中喜乐的样子。后来，郑琼3次高考落榜，最终也没有考上大学，就好像被甩出整个社会体系。到了北京来打拼，一门心思要活下去，这样的日子过了。
“到现在，我有了很多自由。”郑琼说，“我的自由，不是因为我有钱了，或者打破了阶层。我没钱，也没有打破阶层，我只是打破了成功学强加在我身上的框架而已。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出路。”
在纪录片的最后，袁晗寒开了一个艺术品投资公司，就像她当初开酒吧一样，她的试错陈本很低，她可以创业，游学，也可以选择其他的。
徐佳在攒钱，希望借点钱凑个首付，争取买套学区房。徐佳承认社会是不公平的，他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下一代会达到袁晗寒这个水平。
马百娟在后来就没有接导演电话了，可能是失望吧。她想读书，想去北京，想去大城市，现在却只能农村嫁人生子，把梦想寄托给下一代，就像我们说的：有时候，自己还没活明白，就要养育下一代了。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困境。
终其一生，每个人都在打破自己的囚笼。
转载百度文章，作者“红尘万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