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案，名为浮尸案
中国历史上最为刚烈的大丈夫当数伍子胥。楚平王要杀伍奢，又担心他两个儿子回来报仇，派使者假借伍奢之名招其二子。哥哥伍尚说，父亲召我，若求生不往，为天下耻笑。弟弟伍员说，俱死无益，不如奔他国，借力雪耻。伍奢与伍尚俱被杀，伍员四处逃亡。后来逃到吴国，吴王阖庐，重用伍子胥，国家日趋富强，由此掀开了吴国历史最辉煌的一页，一个弱国，因为一个人的到来而振兴。
吴国攻破楚国国都，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伍子胥“倒行逆施”，完全不顾君臣父子之伦理，毅然逃亡，历尽艰险，最终掘墓鞭尸，报仇雪耻。非常之人行非常之事，伍子胥是真真正正的大丈夫。
吴国的辉煌，仅是昙花一现。阖庐的儿子夫差当政后，重用奸臣伯否，疏远伍子胥。其时越王句践正在卧薪尝胆，一心灭吴，吴国亡在旦夕。伍子胥敏锐地感觉到即将发生的亡国之祸，数次进谏，“越王为人能辛苦，今王不灭，后必悔之。”夫差不听，偏信奸臣伯否的谗言，竟然赐刀令伍子胥自刭。
刚烈的伍子胥，刎颈之前，对其舍人说，把我的眼睛挖出来悬在吴东门之上，我要看一看越寇是如何经此门灭吴的。夫差得知此话大怒，令人用马革裹伍子胥之尸，浮尸江上。卧薪尝胆的句践果然灭了吴国。夫差临死时“掩其面”说：“吾无面以见子胥也”。吴国人可怜伍子胥之刚烈，为他立祠於太湖边的一个山上，命此山为胥山。一个人的到来可以兴国，一个人之死可以亡国，这就是伍子胥的故事。
第二案，名为“兔死狗烹案”
越王勾践践卧薪尝胆的故事为人们所熟知。弱小的越国要想打败强大的吴国，没有这种非凡的、艰苦卓绝的精神是不行的。但仅有这样的精神还不够，还需要大智慧。非凡的精神更兼非凡的智慧，勾践与范蠡、文种，君臣戮力同心，成就了大事业。勿以成败论英雄，历史上成功的不知几多。范蠡的非凡之处不仅在于它的成功，它的更高人之处在于他成功之后所说的一段话。越国灭了吴国，范蠡随即离开了越国，并给文种写了一封信说：“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
越王为人长颈鸟喙，可与共患难，不可与共乐。子何不去？”执迷不悟的文种不肯离开越国。越王赐文种一剑，说：“你教我灭吴七种方法，我用了其中三种就灭了吴国，你那里还有四种，把他带到先王那里去吧。”文种只好自杀。
“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患难易共，富贵难同。”我将其称为范氏定律。范氏定律历千年而不衰。患难的时候，大家齐心合力，互相扶持。一旦有了一点蝇头小利，立刻就会撕破脸面。尤其是帝王，最是自私，因为江山是抢夺来的，所以心心念念要护着他，怕被别个抢去，越是身边的功臣越是危险，一律要赶尽杀绝。古今多少英雄，来去匆匆，有谁能打破范氏定律？范氏定律的过人之处在于他对人性的深刻的理解。
范蠡的智慧，尚不止于此。离开越国后，来到齐国，苦耕於海边，居然“致产数十万”。将这些财产分与众乡邻，又到陶地经商，成为巨富，天下称陶朱公。旧时谈论致富生财，都推称陶朱公。善始而善终，天下有几个人比得了陶朱公？善始而恶终，可怜文种。
第三案，名为“车裂案”
中国历史上曾有过许多次“变法革新”，最成功的要数“商鞅变法”。商鞅成功，因为它不仅有超人的胆略，还有超人的政治智慧。一开始，他就作了一件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悬赏五金，募一人将一根木头从国都南门搬到北门，“民怪之，莫敢徙”。于是将赏金提高到五十金，有人做到了，立刻兑付了赏金。“民怪之”，是因为政府缺乏公信力。商鞅用这样一个小故事确立了他“言必信，行必果”的形象。于是推行新政。
新法很难执行，因为大家都反对。碰到太子犯了法，商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太岁头上动土，商鞅之胆略可见。“明日，秦人皆趋令”。我们今天的改革，碰到最大的难题是“执行难”。法令如果不能执行，就是一张废纸。“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如果我们今天也有一个铁面无私的商鞅，改革或许会顺利得多。正因为有了这个大智大勇的商鞅，“行之十年，秦民大说”，变法最终取得成功。
商鞅变法之前，“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翟遇之”。雍州位于陕西西部，所处环境，十分偏僻、闭塞。被中原各国视为戎狄。“诸侯卑秦”。变法之后，秦一跃成为西部之强国，诸侯惧之，称为“虎狼之国”。到后来，秦始皇扫灭六国，完成统一大业。若论统一大业，商鞅变法应是第一功，因为他为秦国以后的富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商鞅后来的结局十分悲惨，秦孝公死后，他四处逃亡，走投无路，终被秦惠王捉住，受了车裂之刑。历来的改革者，少有好结果。战国时的吴起，汉代的桑弘羊，唐代的王叔文、柳宗元、刘禹锡，宋代的王安石，清代的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都不得好下场。
第四案，名为“无兵造反案”
汉代韩信之死，最令人同情。高祖五年，楚汉决战垓下。开始韩信、彭越不到，刘邦大败，“深堑而守之”。后来用了张良的妙计，愿与韩信、彭越“共天下”，把两人哄了来。垓下之战，据《史记》记载，“淮阴侯将三十万自当之”，整个战役，全由韩信指挥。垓下之战实乃韩信之战。呼风唤雨，波澜壮阔，四面楚歌，英姿飒爽的韩将军与拔山盖世的楚霸王在垓下谱写了一篇壮丽凄绝的英雄史诗。
刚刚葬了项羽，刘邦就“驰入齐王壁，夺其军。”突如其来，夺了韩信的兵权。好一个“共天下”，原是如此。都说韩信是死於吕后和萧何之手，“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我对此十分怀疑。猜忌-削权-杀头，是功臣枉死的三部曲。韩信功高，有奇谋，善用兵，刘邦岂能容他。韩信之后，彭越、琼布也为刘邦所害。聪明的张良，深知“兔死狗烹”之理，托言辟谷，跑到深山里去避祸。辟谷原是聪明人用自残的方式以达避祸之目的的方法，后人不知就里，引张良的例子学而习之，自残其身，实在是谬以千里。可以说，韩信被杀是必然的。
谋杀韩信，刘邦不在现场，但他可以用嘱言或锦囊的方式，把这件事做的巧妙一些。在许多罪案中，主谋不亲自出面是常有的事。说韩信谋反，不但奇怪，也不合逻辑。作齐王时，实力强大，蒯通一劝再劝，坚决不反；当了楚王，仍有一定实力，也不反；只待一个兵都没有的时候才反。无兵造反，自取灭亡，韩信莫非有病？况且，韩信与陈豨的对话，应是两个人之间的密谋，泄漏出去，定有杀身之祸。却纪录于史书之中，而且绘声绘色。那是一个精心编造的谎言。
第五案，名为“聪明误”
世上什麽最有力量？当然是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最大的权是皇权，“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其次有力量的是钱，老百姓说，有钱使得鬼推磨。现在的说法是，“利益驱动”。还有一种力量，可以独立于权钱之外，那就是“势”。有关“势”的研究和学说，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韩非子那里。韩非子说，“故善任势者国安，不知因其势者国危。
韩非子将“势”与法、术并列为王者经世治国必谙之道。在其《难势》等篇章中对“任势”之理作了精辟的阐述。近人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曾论及韩非子之“势”。春秋战国，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我国历史文化最为辉煌壮观的一个时期。韩非子是其中一朵奇葩。细读韩非子，你会为他气势之磅礴，视野之开阔，立论之缜密，引喻之精博而叹服。秦始皇读了韩非子之书，说：“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也！”韩非子到了秦国，李斯自以为不如韩非子，向秦王进了谗言，将韩非子害死狱中。
第六案，名为“忧愤悲歌”案
北宋朝廷著名的抗战派领袖李纲，死时年仅五十七岁，有人说是活活气死的。政和二年中进士，官至监察御史，“以言事忤权贵”，被迁为起居郎。生性刚直，容易得罪人，初入仕途就遭当头一棒。宣和元年，上书力陈国事，“朝廷恶其言”，被贬到南剑州沙县当一个监税小官。脾气不改，又得罪人，再给一棒。宣和七年，被任命太常少卿。金兵南下，宋徽宗胆怯。李纲“刺臂血上书”，请徽宗禅位太子。如此大胆，实在少见。
钦宗即位。靖康元年，金兵过黄河，局势危机，徽宗南逃，钦宗也想跟着跑。满朝文武，个个畏敌如虎。太宰白时中等主张弃城而去。李纲挺身而出，力挽狂澜，主张坚守抗战，并且临危请命：“陛下不以臣庸懦，倘使治兵，愿以死报！”钦宗为其感动，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李纲甫上任，下令，主张弃城逃跑者一律处死。李纲厉兵秣马，调配军队，修整军械。金兵攻城不下，只好退兵。这就是著名的“李纲守东京”的故事。
李纲运筹帷幄，准备大举反击。有姚平仲急于邀功，受了小挫，宰相李邦彦乘机中伤李纲，钦宗罢了李纲的官。消息传开，京城军民“不期而集者数十万，呼声动地”，为李纲请命。钦宗无奈，命李纲复为尚书右丞，重负守城之责。不久，以“专主战议，丧师费时”之罪，贬为亳州明道宫提举。金兵再来的时候，钦宗觉悟“和议之非”，又想起李纲来了，任命李纲为资政殿大学士、领开封府事。
高宗即位。任李纲为宰相（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李纲锐意革新，改革弊政，充实国库，整顿军备，准备北伐。其坚决抗战的主张，遭到黄潜善、王伯彦等投降派的反对，被视为眼中钉。在相位仅七十五天即被免职，放逐鄂州。十几年来，李纲就是这样上上下下，屡遭贬谪。
三个皇帝，徽宗、钦宗、高宗，一个比一个昏庸。每个皇帝身边都有一大堆汉奸、投降派，蔡京、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勋、李邦彦、蔡懋、唐恪、耿南仲、张邦昌、汪伯彦、黄潜善等，把持朝政，迫害忠良。大厦将倾，独木难支。绍兴十年，李纲在悲愤与忧郁中病逝。为什麽，忠与奸的斗争，如此艰难，且常以忠良枉死为结局？
第七案，名为“莫须有”案
岳飞这个名字，在国人心目中是爱国者的别名，岳飞究竟是谁害死的？这是一个有趣的争论。在杭州西湖边的岳飞庙里，早些年，人们经过秦桧像时，都要啐上一口。传说秦的后人觉得很没有面子，便把秦的铁像悄悄投到西湖里。哪知整个湖水发出恶臭，人们循臭味找到秦桧像，把他重新安置在岳飞墓前。世人皆知，是秦桧害死了岳飞。
但文徵明就有不同认识。他在一首《满江红》中说，“念徽钦既返，此身何属？千载休谈南渡错，当时只怕中原复”。说的是高宗，只怕收复中原后，徽钦二宗回来，自己的皇帝做不成了。正是高宗这种卑鄙污浊的心理害死了岳飞。所以，跪在岳飞墓前的，应当是高宗。只是让高宗去跪岳飞，皇帝去跪臣子，不合规矩。中国人最讲究规矩，圣人曰:“君君、臣臣”，上下有序。“臣罪当诛兮，吾皇圣明”，一切过错都在臣子，皇帝总是圣明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这句话乃是天经地义的。
第八案，名为“谋逆”案
明朝的太监，时常在朝廷中作祟，把军国大事搅得一塌糊涂。英宗时闹出“土木之变”。土木之变”，“劲甲精骑”死伤数十万，北京城只剩数万疲卒。人心惊恐，军无斗志，一帮投降派大臣惊慌失措，主张放弃北京南迁。危难之际，兵部侍郎于谦挺身而出，严厉斥责投降派，坚决主张抗战。
在乱作一团的朝廷上力主诛杀王振余党马顺，一面调集各路军马，部署北京保卫战，军民抗战情绪空前高涨。蒙军围城，激战五天，终被击退。一个即将崩溃的国家，赖于谦之力，力挽狂澜。此后，于谦等拥立朱祁钰为代宗皇帝，君臣一心，革除弊政，建立新军，加强边防，国力稍振，敌寇不敢入侵。世事无常，祸生不测。本是大好局面，突然急转直下。景泰八年，发生了“夺门之变”。
先前，于谦等将被俘的英宗迎回，奉为太上皇。景泰八年，代宗病重，权臣石亨等与太监曹吉祥密谋，“谓立太子不如复上皇可邀功赏”。几个阴谋家拥英宗夺宫门而入，宣布太上皇复位。以“意欲迎外藩入继大统”为罪名，坐《谋逆律》，斩于谦於市。抄家的时候，发现于谦家“无余资”，没有钱。只有正室锁得很牢固，打开一看，都是皇帝所赐蟒衣剑器。
当官多年，家中居然抄不出钱来，如此清官，实在罕见。于谦一死，蒙军再来犯，皇帝就后悔了。旁侍的官说：“使于谦在，当不令寇至此。”帝为默然。《明史》说于谦“当国家之多难，保社稷以无虞，惟公道之独恃，为权奸所并嫉”。这是成化初为于谦平反冤狱时皇诰上的话。说得非常贴切，天下广为传颂。
第十案，是“百日维新”案
百日维新，轰轰烈烈一百零三天，结果慈禧发动政变，光绪被囚於瀛台，维新党如鸟兽散，六君子被斩於菜市口。一段十分惨痛的历史。这段历史究竟引出了什麽教训？
其一，依照牛顿第一定律，质量是物体惯性大小的量度。中国这个国家，最大特点，是质量太大。五千年历史，积淀太厚，如泰山，更兼数亿人口，决定了中国巨大的质量。如此巨大的质量，其惯性超乎想象。像一个质量巨大的星球，沿着自己固有的轨道运行，要改变其运行方向和轨道，谈何容易。有一本《趣味物理学》讲到如果地球突然停止运转会怎样，那将是一场灾难，所有地球表面上的东西都会被以极高的速度抛出去。因此，要想改变中国，首先必须充分认识和了解他巨大的质量所生成的惯性力。
一个并无实权的皇帝，一群毫无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二者结合，就要旋转乾坤。康有为说：“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就是这个“速”字，导致其最终失败。在菜市口慷慨就义的康有仁，批评其兄：“伯兄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恰是一语中的。
在中国，任何激烈的变革，都是不适宜的。你不可能用很短的时间，猛烈地改变中国，因为它的质量太大。牛顿已经用他的科学告诉我们，这是不可能的。
第九案，名为“反间计”
袁崇焕这个名字，因为金镛的缘故，广为人知。明天启六年，雄才大略的努尔哈赤领十万精兵围攻宁远。经略高第、总兵杨麒拥兵不救。一座孤城，很少的兵力，由袁从焕率领，英勇抗敌。这是战争史上一个经典的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战例。结果金兵被击退，努尔哈赤负重伤，并于是年死在沈阳。
这一仗充分显示了袁崇焕的军事指挥天才。自此，金兵闻其名而胆寒。袁崇焕升任辽东巡抚，崇祯时，再升为兵部尚书、蓟辽总督。经过袁崇焕的苦心经营，宁远、锦州一带成为铜墙铁壁。天启七年，皇太极亲率大兵围锦州，被袁崇焕击退，损失惨重。雄心勃勃的皇太极，一心要攻明，又过不了袁崇焕这一关，大伤脑筋。最终帮皇太极解开这道难题的是鼎鼎大名的汉奸范文程。
就是这个汉奸范文程，深谋远虑，为皇太极献计，绕过袁崇焕，取道蒙古，以趋直隶之背。皇太极亲率大军，一路畅通，包围北京。袁崇焕率兵入援。皇太极不敢与之正面交锋，用范文程反间之计，四两拨千斤，大获全胜。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十分简单的计谋，不知当年怎麽就瞒过了明朝皇帝和满朝文武？金兵在被俘的杨太监面前“悄悄耳语”，说今日撤兵，与袁崇焕有密约，里应外合，成就大事。杨太监“佯卧”，“窃闻”其言，回去报告给崇祯。崇祯深信不疑，下袁崇焕於锦衣卫狱。
十二月下狱，次年八月杀袁崇焕。籍其家，无余资，是一个清官。袁崇焕不死，清兵很难入关。他是明朝的一根顶梁柱，这根柱子一倒，再无人可以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