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在即,五年一次的发展规划也即将公布,“十二五”期间居民收入增长目标和政府财政收支分配成为最为关注的看点。
但一些学者专家认为,中国需要提高收入增速目标,以改变目前消费占整个经济比例下降的情况。目前,相关“十二五”规划的某些不合理的目标表述和数字,需要尽快修改。
国家发改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专家成员、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在近期的50人论坛上指出,“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这意味着消费对经济贡献率难以实际提高,与“十二五”扩大消费需求的目标也冲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经济运行)机制调整几乎没有变。”
王建指出,“十一五”规划中,并没有关于居民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明确阐述。规划确定的目标是经济年增速目标是7.5%,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增目标5%,前者高于后者2.5%个百分点。如果“十二五”实施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要求,则在经济年增速目标为7%时,城乡居民人均纯收入都应该是7%。但是7%的同步,也仅仅只能保证居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不下降,这与“十二五”规划扩大消费的目标不一致,与“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也难以符合。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也认为,过去改革开放30年中国年均经济增速是9.9%。“十二五”以及此后更长的时间,中国不再可能保持过去太高的速度,在速度降下来时,可以使得更多的居民收入增长快一些。
“中国不可能持续地保持10%左右的经济增长,未来可能会着火车(经济增速)开得慢一点,同时带的人越来越多(更多人收益),这大概是最好的结果。”余斌在2月23日的中国消费增长论坛上说。
他强调,过去政府的主要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在养老医疗教育方面的投入不足。而“十二五”中国将改变发展方式,增加政府对于养老、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的保障性支出,真正转变到依靠国内消费增长的道路上。
居民收入目标需要进一步上调
中国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告诉记者,中国在“十二五”期间需要将城乡居民收入目标,确定得比经济增速目标要高一些,这样可以使得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提升。
“居民收入增长更快后,居民消费增速可以加快,使得内需提升明显。如果维持经济与居民收入目标同步的情况,则经济结构仍不会有大的调整,扩大内需仍是空话。”王建说。
王建目前为国家发改委“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的专家成员。他的上述结论,是在研究中央关于“十二五”规划建议的具体内容,进而发现一些矛盾才得出的。
上述提法是在规划建议的总体目标部分,提出了“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等几个同步目标,此外在收入分配部分,也明确提出“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目前,反映国民收入的主要统计数字有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国民生产总值(GNP),前者计算一段特定时期本地进行的生产,而后者则计算本地居民的总体收入。如果以GDP来测算,则“努力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意味着居民收入占GDP比重要增加,居民收入目标要高于GDP目标。这与“十二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的提法不尽吻合。
正因为此,王建认为,需要把城乡居民的收入目标定得比经济增速目标要高,才能解决问题。“过去多年来所以消费对经济的比例下降,就是因为多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增速比收入目标都高,结果每次要扩大内需,提高消费率,都是空话。”
而如果把居民收入目标提高得比经济增速快,则意味着在最终收入分配格局中,居民分享经济蛋糕的比例加大,则政府和企业的比例则会缩小。数据显示,1995年中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例为67.2%,但是到了则下降到57.1%,下降了10个百分点。而政府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95年为16.5%,上升到21.3%。企业收入也从1995年的16.2%,上升到21.6%。
“重点是调整国家财政。”清华大学教授魏杰认为,增加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需要降低政府、企业占国民收入的比重。考虑到企业利润受劳动力成本上升影响大,“十二五”主要需要调整政府收入,使财政收入增速不要涨得太快。
要扭转社会收入分配失衡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部长余斌认为,“十二五”收入分配改革的基本思路在于要“完善市场,转型政府,促进参与,补低、拓中、调高”。
其中完善市场的核心是消除要素价格扭曲和机会不均等两大弊端,转型政府的核心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促进参与的核心是促进就业。对于不同群体的收入分配改革,需要“补低、拓中、调高”。要对低收入人群进行补贴;不断拓展壮大中等收入人群,奠定“橄榄型”收入分配格局的基础;加大对高收入者收入的规范和调节,防止出现社会阶层严重分化对立。
余斌认为,收入差距过大,并非是目前一些理论界认为的因为劳动力丰富,以及统计调整,和产业结构变化导致的。“收入分配关系恶化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改革不彻底,制度不规范带来的。”
所谓的第一、二次分配,分别指居民工资、企业利润、政府税收的第一次分配,和政府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对于低收入群体等给以补贴等第二次收入分配而言的。余斌认为, 这些不合理,与第一次分配的劳动力市场不健全,劳资关系尚未根本理顺,第二次分配的“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公共服务供给不足”等有关。
为此,十二五需要增加政府对公共服务的支出比重。中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即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等支出之和,占总支出的比例,在07年只有37.7%。而与中国同一阶段的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为3000-6000美元),上述支出的比例为54%,比中国高15个百分点以上。
他强调,“十二五”分配领域的改革,还需要有效增加财产性收入,完善财产权保护制度,打破壁垒,公平准入,通过供给侧改革,激活需求潜力。并强力规范收入秩序,积极发挥“第三次分配”作用。
,中国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接近为0.5,过大的差距主要是城乡收入差距导致的。根据收入差距贡献分解,城乡收入差距对全国收入差距的贡献率约为48%,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很大程度上依然反映的是城乡收入差距问题。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秘书长汤敏认为,第三次分配对于调整居民收入差距,降低基尼系数有利。比如美国在进行第一次收入分配是,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可以达到0.47、0.48,与中国差不多,但是经过第二次、第三次收入分配,基尼系数最后可能比0.3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