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着各类专业博物馆的发展，近些年来以历史文化名人为主体的名人故居博物馆如雨后春笋般的成立起来，这些名人故居博物馆有着自己先天的特征和优势，它们既具备一般博物馆以展览为主的特征，也具有自身名人生活场所的特性，因他们所展示的主体大多为广大民众所熟知的中国历史上重要的文化人物，所以这类博物馆更加具有亲和力和吸引力。以郭沫若纪念馆为例，每年到馆里参观的人数不下于5万余人次，另外，每年还有主题展和外展，参观这些主题展览的人数更是超过了10万余人次。北京茅盾故居也是免费向观众开放的，它每年接待参观的人数约为近10万人次。这些参观的观众中从年龄上来讲，大到耄耋老者，小到10岁左右的小学生；从学历层次上来讲，既有做研究的学者，也有普通的市民群众。文化名人类博物馆已经成为社会公共教育的重要场所，是普及社会科学知识，传播传统文化的阵地。-----------文化名人博物馆除了让观众知晓这些人物的基本信息之外，更应该宣扬文化名人的精神内涵，特别是如何将这些文化精神内化为观众的审美认知，这是目前名人故居博物馆在展览方面应该首先考虑的问题，而今年的博物馆日主题“博物馆与文化景观”理念的提出更好的解答了这类问题。
——以北京八家名人故居为例" />
因文化名人的居住，使原本普通自然的建筑有了鲜明的文化色彩，文化名人也因这些建筑的存在而具有更加鲜活的自然属性，体现出文化名人博物馆是“物”与“人”，“景”与“境”完美结合的特征。北京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大多都坐落于老北京的胡同之中，都是原汁原味的北京四合院建筑的集中体现。如坐落于前海西街18号的郭沫若纪念馆，原本就是一座清末所建的四合院，和同时期所保留下来的建筑相比并无更多独特之处，但是1963年起郭沫若在此居住了之久，使得这所深宅大院具备了崭新的历史价值和文化意蕴，馆内众多的自然景观多因郭沫若的存在而具有了不同的意味，如一进院落就会看到从西四胡同大院移植而来的银杏，这原本是一颗普通的树林，但被郭沫若称为 “妈妈树” 后， 就具有了寄托亲情思念和生命哲理思考的内蕴了。同样是坐落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平富胡同19号的老舍纪念馆是比较典型的老北京普通百姓的四合院， 虽然整个院落空间狭小，内部的陈设也朴实无华， 但是院子的摆设却错落有致、 干净整洁， 院内的树木种植、 鱼缸放置， 屋内的桌椅茶几、内饰装裱等方面无不显示出房屋主人别有意味的用心安排，从这些方面我就可以清晰地看出老舍先生在北京生存的环境，这些物件，这样的布局你都能从老舍的作品中找到相关的影像，这同时也将这些原本凝固的物体生动化，并赋予了新的生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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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坐落于寻常巷陌中的北京普通四合院建筑， 如北京鲁迅博物馆、 老舍故居， 还是承袭于王宫旧宅的深宅豪院， 如宋庆龄故居、郭沫若纪念馆等，它们的每一处建筑都有一段述说不尽的典故， 每一个角落也都有一段可以描述的历史， 每一个雕梁都有着无限的艺术魅力，这就是中国传统民俗文化的呈现。 北京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通过各自不同的建筑风格显示了生动多样、 丰富多彩的民间文化，这也是创建北京八家名人故居纪念馆文化品牌的重要内容和主要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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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名人的认知，多年来一直沿袭着以其具体作品的创作去做出相关价值评判的思路，而他们所居住的环境并没有引起研究者的关注，从这个角度来看便制约了研究范畴的扩展和评价标准的客观公正。如对郭沫若的认识，则更多的是用作品来评定他的价值，特别是对于其晚年的评判，一直纠结于政治与现实矛盾的怪圈之中，但是对于其生存环境几乎没有任何提及。但是人文景观的存在却对他的创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如银杏树的存在对于郭沫若创作和情感的印记，从此可以看出郭沫若内心强烈自然生命意识的存在，银杏从1928年郭沫若流亡日本之时便一直种植，从日本到重庆再到北京，银杏的生命意识已经内化为郭沫若创作的内驱力，《屈原》《虎符》《李白与杜甫》等接踵而出的作品创作，无一不折射出激情背后的生命探寻。如果这个角度来分析，郭沫若便具有了丰富性的特质。对鲁迅写于1924年《野草》的解读同样也是如此，多年以来我们多从文艺理论和创作手法等方式来解读，但是从其居住环境等方面的考察却没有涉及。198月鲁迅与周作人失和搬出八道湾，租住砖塔胡同61号，然后1924年初买下阜成门内西三条21号并亲自设计改建，同年5月至1926年8月居住在此，《野草》创作和完成的时间恰恰与这一时间完全吻合，不得不说八道湾胡同81号的宽敞整齐与阜成门内小院的逼仄狭小；八道湾胡同内一家人的喧闹与阜成门内小院的冷清孤寂都形成了羡慕的对比，在只能容下一人的“老虎尾巴”里，每到晚上夜深人静之际灯下的鲁迅定会不自觉的陷入到命运无常、抗争绝望的心境之中，《野草》中所特有的“坟”“夜”“过客”等意象的出现就是水到渠成的了。由此角度，我们也可以看到自然景观对文化名人文化选择和艺术创作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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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景观因名人的存在而具有了深厚的文化内涵，如果没有人的存在，原来的房屋就是单纯的屋架结构，但浸染上文化名人的印记后，这些景观便具有了“生命”。而文化名人也因周围自然景观的存在激发了他们的艺术创作和美的追求，这正是“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最好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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