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德强：从焦裕禄和张钦礼看新中国历史

全国解放后，许多干部讲功劳，争级别，争工资，把所领导的单位看成是自己的私人地盘，把党的领导变成支部书记领导，官僚主义作风日益严重。正是针对这种官僚主义的滋长，毛泽东才决定运用人民民主的力量整顿、教育党的干部队伍。这就是一九五七的整风运动的由来。整风运动开始后，人民积极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起来批评党的各级干部。毫无疑问，各级私心较重的干部受到了群众的猛烈批评，他们感到芒刺在背，坐立不安。不幸的是，这时候，一些不是批评党的官僚化倾向，而是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方向的知识分子跳了出来，以给党提意见的方式要求党下台，轮流执政。毛泽东不得不断然反击，将这些人确定为右派。但是，党的官僚化倾向的代表人物，当时的总书记邓小平将反右运动扩大化，利用打击右派的机会，默认和鼓励各级干部打击那些真诚给党的官僚化倾向提意见的左派，从而巩固和壮大了官僚主义者的力量。

反右斗争扩大化的真实情形，毛泽东并未充分了解。大跃进失败，毛泽东才认识到，官僚主义者不仅没有收敛，反而变本加厉。他们虚报浮夸，瞎指挥，上谀下欺，将一场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群众运动，变成了少、慢、差、费的官僚主义的自我展示。对此，毛泽东不得不向官僚主义作出让步，也向群众觉悟程度作出让步，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人民公社制，并对工业建设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但是，官僚主义者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要求继续往后退，退到“三自一包”的私有化路子上去，利用私心来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毛泽东敏感地察觉到这一动向，指出“管理也是社教”，要求通过提高人们的社会主义觉悟来调动生产积极性。为此，于1963年到1966年春发动了一场广泛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也被称为四清运动。在四清运动中，毛泽东才真正看清楚党内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存在。在革命年代，这个走资派表现为“山头主义”，即在同一军队或同一地方工作的干部相互信任，相互提携，形成一个个的小圈子，后来逐渐汇合形成一个统一的大山头。

——《韩德强：文革的失败与马克思的局限》

韩德强：从焦裕禄和张钦礼看新中国历史

5月17日，兰考发生了一件举世无双、空前绝后的大事。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他们的老书记张钦礼魂归兰考。毛主席、周总理去世时，兰考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们功高盖世、泽被人民，普天同哀，理所当然。焦裕禄去世时，兰考也曾经有过这种场面。他带领兰考人民，奋不顾身，治理"三害"，以身殉职，成为县委书记的学习榜样，兰考人民深情缅怀，合情合理。但是，张钦礼在1978年被捕入狱，被判徒刑。出狱后既无党籍，又无公职，三无基本生活保障，靠儿女赡养。这样一位劳改释放犯，这样一位已经从兰考公众生活中消失了27年之久的老书记，在这样一个有奶便是娘的时代，在既无政府号召、又无媒体公告的情况下，在丧礼的组织者一再低调处理，一改丧期、二改道路、三改埋期，尽量回避群众参与的情况下，单靠自发地口口相传，怎么能够聚集起十余万兰考群众，让他们放下工作，沿路跪地哭祭呢?此情此景，举世无双，空前绝后，"惊天地，泣鬼神"!

最近，怀着对张钦礼的景仰和好奇，我踏上了兰考大地，参观了焦裕禄纪念馆，并有幸当面向两位张钦礼的生前好友了解他的事迹。震惊，痛心，哀恸，催人奋进，令人深思!从张钦礼一生的坎坷曲折的经历上，我第一次如此清晰地看到了共和国历史中各种复杂力量的斗争，仿佛亲临其境、亲历其事，又如此清晰地穿透历史，看到了被光怪陆离的现象所掩盖的社会骨胳、腑脏、血脉、经络，也看到了中国的未来。回京后，结合其他人的访问记录，以对话体写成此文。

群众悼念焦裕禄同志的亲密战友、人民的好书记张钦礼

张钦礼同志遗像

人民群众纪念张钦礼书记的碑林摄于河南兰考南彰乡张庄张钦礼墓地

问：参观了焦裕禄的事迹后，我有一个疑问。焦裕禄到兰考工作1年5个月，2个月又值肝癌晚期，弥留在医院，却战天斗地，卓有成效地治理了风沙、盐碱、内涝这"三害"。那么焦裕禄之前的兰考县委干什么去了?

答：问得好!焦裕禄之前的县委书记姓王，叫王金壁。这个人有些堕落腐化，一是生活作风上有问题，与其保姆有不正当关系。第二是下去劳动的时候也是到条件最好的地方，到农村还带着藤椅。第三，王金壁还被称为"三排排长"。王某喜欢看戏。剧院里第三排17号座位是最清晰的。每次看戏王某全家都要坐在第三排中间，群众对此意见很大。如果王金壁没到，戏就迟迟不能开场。群众就讽刺地说："不急，三排排长还没到哩!"焦裕禄来后，制止干部看白戏，干部的孩子看戏也要掏钱。第四，王某还命令村干部为他划出一块自留地，打的粮食，养的鸡鸭，送到他家。

问：这样的书记会不会带出一批又贪又懒还好争名夺利的干部?

答：是啊!王金壁就用那些不会干事，光会拍马屁的干部。张钦礼当时是县长，人称兰考的"活地图"，他对治理兰考的"三害"有一套办法。从1954年起，张钦礼就担任兰考县长。从54年到57年，兰考的"三害"得到了初步治理，造林固沙成效显著。但1958年"浮夸风"一来，林子被砍光了，张钦礼还因为反对把大批干部打成右派，而受到"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的处分。

问：这是怎么回事?57年反右的矛头不是针对那些要推翻共产党领导的资产阶级分子吗?怎么会把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划成右派?

答：这只是毛泽东的战略部署。实际上，在地方上，真正要推翻共产党的人很少。但是，打着共产党的旗号，做着共产党的官，却贪图享乐腐化名利的人却不少。这些人在党内很活跃，臭味相投，拉帮结伙，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为异类。毛泽东最担心的就是这些人，群众意见最大的也是这些人。57年一开始是整顿党的作风，其对象就是这些人。

在兰考，县委组织部长孙跃堂就这种人。他利用职权霸占了一名现役军人的未婚妻，并和原来的妻子离了婚，是个陈世美。更加严重的是，那位军人复员回来后，孙跃堂怕他"惹事生非"，捏造罪名将这位复员军人关进了监狱。所以，整风运动开始后，县委门口就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孙跃堂，200多名干部在这张大字报上签名。后来，北京、上海等地出了一批要求"轮流坐庄"的知识分子，他们借整风运动暴露出来的党内问题，否认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能力。毛泽东认为这些人是资产阶级分子，代表被推翻的三座大山势力，是社会主义的敌对分子。但是，为了教育团结他们，把他们当作右派分子，而不当作敌对分子。毛泽东要求各地在继续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打击右派分子。

这个部署不能不说是正确的。但是，正确的部署谁来执行?具体地说，在河南，谁来执行保护群众、打击右派的政策?很不幸，恰好是与孙跃堂臭味相投的人，省委书记吴芝圃、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和省委组织部长赵文甫等人。赵文甫坐镇兰考，将200多名揭发孙跃堂的干部全部划成右派。张钦礼激烈反对赵文甫的作法，被赵文甫"内定中右，限制使用"。相反，孙跃堂却官升一级，调到邻近的东明县任县委副书记。由于吴芝圃等人的滥施淫威、排斥异己，河南的右派是全国最多的。

问：啊，竟有这种事!我听说河南的浮夸风全国最厉害，饿死的人也最多。这和吴芝圃的用人特点有关系吗?

答：怎么没有?张钦礼吃尽了吴芝圃搞浮夸的苦头!大跃进要求的是多快好省，四个字。到河南，丢了好省，只求多快。1958年秋收时节，河南省委在郑州召开由全省各地区专员、县长参加的粮食征购工作会议，逼着各县县长说假话，报高产，会议开了三天三夜不让过关。第三天上午，吴芝圃亲自到开封组督阵，发表《跃进的哲学，哲学的跃进》长篇讲话。县长们好歹加码到500斤一亩，800斤一亩。但张钦礼发言说，他没有见过红薯亩产20万斤，小麦亩产5000千斤，芝麻杆能打出油。兰考报不出高亩产，其他县报的也是假的。他甚至直接批评吴芝圃："征购透底，再搞返销，粮食搬家，劳民伤财。爱说假话的人，对党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这个教训要记取。浮夸风刮过了头，最终是要害人的。风刮在下边，风源在上边。说白了一点，风源是在省委。"吴芝圃坐不住了，面带怒色，扬长而去。接着，大会秘书处通知取消张钦礼的会议资格，遣送回县，接受批判。一批就是8个月，张钦礼不检讨，不认错。河南省委又给张钦礼又加了一顶帽子--"死硬派"，给张钦礼留党察看一年处分，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行政级别降三级，到农村劳动改造。你想想，说实话的人遭了殃，浮夸风还能挡得住吗?

河南的浮夸风一刮就是三年，最终闹得人人浮肿，大批饿死。在饿死人最多的信阳地区，地区书记路宪文是吴芝圃的死党。路宪文不但最积极搞浮夸，大批饿死人后，路宪文又严密封锁各条反映真实情况的通道，仅邮局就截住一万二千封反映饿死人的信件。吴芝圃和秘书长戴苏理千方百计包庇路宪文。固始县委书记杨守绩绕过重重障碍，向省委报告固始县征购透底饿死人的情况。一个村支部23名党员，饿死了20人，剩下3名写血书送到省委。但是，这些信件都被戴苏理扣下了。戴苏理还扬言要查处严办。

后来信阳事件败露，李先念、陶铸、王任重到河南考察，吴芝圃、戴苏理陪同。然而，吴芝圃倒打一耙，把路宪文的责任推给地区专员张树藩，而事实上，张树藩恰恰因说实话而倍受吴芝辅、戴苏理和路宪文的迫害。杨守绩终于盼来了大领导，却不料，在李先念等人到固始县的前一天，吴芝圃和戴苏理来到固始，宣布杨守绩是反革命分子，当场逮捕判刑。

在这种情况下，劳改中的张钦礼一身浮肿，突破重重封锁，进京上访，见到总理，反映河南浮夸和饿死人的情况，你想，吴芝圃和戴苏理等人对张钦礼该有多么仇恨!

问：难道共产党的天下竟能容忍吴芝圃一手遮天，把新中国晴朗的天变成吴芝圃黑暗的天吗?

答：1960年12月上旬，张钦礼冒着生命危险进京上访，周总理对河南的情况有所了解。到1961年6月，吴芝圃被免去省委书记一职，中央派刘建勋接任。刘建勋到任后，首先将一批受吴芝圃迫害的干部平了反，其中有潘复生(省长)、杨珏、王庭栋、邢照堂、陈冰之、张钦礼等。河南的人民总算是拨云见日了。但是，刘建勋虽然将一批好干部平了反，却没有将吴芝圃带出来的一群坏干部撤下去。事实上，吴芝圃调任中南局书记处书记，虽无实权，但威势尚在。河南的天空仍然飘着大团大团的黑压压的乌云，只在乌云的缝隙处漏出一点阳光。

张钦礼得到过总理的肯定和鼓励，刘建勋亲自替张钦礼平了反，恢复了县委副书记、县长之职，但张钦礼从郑州回到兰考，却仍然只能在家呆着。主持兰考县委工作的仍然是紧跟吴芝圃的人，就是那个王金壁，他不但没有通知张钦礼到任，甚至没有给张钦礼落实省委的平反政策。最后，省监委书记刘铭榜不得不亲自出面，给张钦礼办平反手续，并补发了1264元工资。张钦礼长期受迫害，贫病交加，本来特别需要这笔钱，但他却把钱全部捐给了兰考的生产救灾。

从落实平反政策到1962年底焦裕禄同志上任兰考县委书记，张钦礼在兰考县委仍然受到排挤。虽然身为县长，却空有一腔改造兰考的热血，只能分管一些不重要的工作。

问：吴芝圃搞浮夸风，有没有中央的责任，有没有毛泽东的责任?

答：中央当然有责任。中央也有类似吴芝圃的人。吴在中央也有一个关系网。但是，毛泽东却不在其中。1958年10月2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听刘子厚汇报时，就明确批评浮夸风和共产风。他说："要实事求是。把猪都并到一起，就不实事求是了。初看可以，经不起细看，经不起分析，要告诉县里叫他们不要搞这一套。""对虚报的人要进行教育，进行辩论，不要讲假话，是多少就是多少。"关于共产风，他说："家具可以不归公，这是一部分生活资料。吃饭集体，衣服、床、桌、凳等等不能集体嘛。"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第一次郑州会议，进一步纠正共产风。他说："必须使每个公社，并且使每个生产队，除了生产粮食以外，都要生产商品作物。西安会议(1958年10月)没有提倡这个事，他们一心一意取消商业。"会上，吴芝圃提出要研究"共产主义建设十年规划纲要"。毛泽东说："你现在涉及到共产主义，这个问题就大了，全世界都不理解了。现在的题目，我看还是社会主义。不要一扯就扯到共产主义。"毛泽东还一再批评高指标："许多问题，我不清楚你们是根据什么这样提的。工业方面为什么搞四亿吨钢?钢、机床、煤、电四项高指标吓人。"11月下旬，又召开武昌会议，提出要压缩空气，使各项指标切实可靠。他说："破除迷信，不要把科学当迷信破除了。""资产阶级法权只能破除一部分，例如三风五气，等级过分悬殊，老爷态度，猫鼠关系，一定要破除，而且破得越彻底越好。另一部分，例如工资等级，上下级关系，国家一定的强制，还不能破除。"1959年3月，召开第二次郑州会议。毛泽东肯定抵制共产风的瞒产私分现象，鲜明地说："瞒产私分不是本位主义，瞒产私分极其正确，那股风一来。""我现在是支持保守主义，我站在右派这一方面，我反对平均主义同左倾冒险主义。"(以上讲话均可见《毛泽东传1949-1976》，二十二、纠左的努力(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2月)

郑州会议和武昌会议时，吴芝圃都在场，他不可能不了解毛泽东反对浮夸风、共产风、高指标风的坚决态度。但是，吴芝圃却在河南一意孤行。1962年七千人大会时，毛泽东参加中南局的小组讨论会，向会议主持人金明发问："金明同志，你说是猪聪明一点呢?还是人聪明一点呢?"金明自然回答："还是人聪明一点吧!"毛泽东摇摇手说："不尽然，猪一头碰到南墙上，过不去，他知道退回来，有的人就不知道退回来!""吴芝圃同志，你离马克思主义者还有十万八千里哟!"

问：吴芝圃停职了，张钦礼平反了，被赵文甫划成右派的干部怎么样了呢?

答：仍然没有平反。那片黑压压的乌云继续笼罩着兰考。具体代表就是那位王金壁。信阳事件暴露后，毛主席认识到，干部队伍的问题很严重，局部地区甚至已经是反革命力量在统治，民主革命不彻底，需要"民主补课"。但是，谁来负责组织"民主补课"呢?在兰考，恰恰是需要"民主补课"的王金壁在组织"民主补课"。他借此机会排斥异己，让2000多名基层干部参加的"民主补课"学习班，迫使他们交代如何向农民征购透底，将本应由王金壁之流的吴芝圃追随者所负的责任推向基层干部，推向不迎合自己的好干部。

吴芝圃停职反省后，张钦礼劝王金壁放人，王某这才勉强放人，但既无平反之说，也不承认错关错审。

问：这样的草菅人命、贪污腐败的书记怎么能长期为所欲为呢?

答：是啊。吴芝圃调离后，那些善于钻营的上级领导们感到了群众压力，把王某调走了。但是，他们并不启用张钦礼，而是调来一个因贪污粮票在群众中影响十分恶劣的刘某任县委副书记，主持兰考工作。兰考是个穷县，干部都不愿意来。开封地委选了几位书记，有的都发了调令，都不愿意来。最后把洛阳矿山机械厂的焦裕禄调来了。

对于开封政治生态圈来说，焦裕禄是个外人。钻营者们以为焦裕禄对他们没有威胁。然而，他们想错了。焦裕禄是个好干部。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他一到兰考，就发现了张钦礼的冤屈、干劲和才华，和张钦礼结合在一起了。在张钦礼的建议下，焦裕禄大胆给抵制浮夸风、共产风的2000多名干部平反，使兰考各级领导班子的面貌焕然一新。张钦礼又受命制定治理"三害"的规划。焦裕禄和张钦礼齐心协力，带领干部和群众查风口、治沙丘，查洪水走向，排内涝，深翻土壤，治理盐碱地，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使兰考的自然面貌和农业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人民生活显著改善。

令人痛心的是，焦裕禄积劳成疾，英年早逝。张钦礼失去了他的好领导、好战友，兰考人民失去了他们的主心骨。

焦裕禄书记

焦裕禄书记

问：焦裕禄给2000多名干部平反，开封地委怎么看?

答：当时正值中央开完七千人大会，全国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吴芝圃失势，钻营者们不便兴师动众、问罪焦裕禄。可巧，焦裕禄病逝，去了他们的一块心病。开封地委中上与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声气相通，下与孙跃堂、王书记沆瀣一气，旁通河南各地的投机者，善于指鹿为马、见风使舵的，当数地委宣传部长秦一飞。此人早就视张钦礼为异类，对焦裕禄在兰考的业绩耿耿于怀。

焦裕禄死后，开封地委不是将深得民心的张钦礼提成县委书记，而是派一个叫周化民的当书记。周化民是秦一飞的死党。焦裕禄逝世两个月后，兰考的"四清"工作开始了。秦一飞任兰考"四清"工作团团长，周化民任副团长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有工作团成员2000多人，其中260人专门负责县委和直属机关。秦一飞和周化民领导的"四清"工作，专以焦裕禄和张钦礼带领的苦战兰考的干部为对象。张钦礼首当其冲，被当成"四不清"干部，靠边站，接受审查。秦一飞指示负责县直属机关的工作队长崔礼书，对张钦礼要进行认认真真地清查。崔礼书不敢怠慢，扎根串连，发动群众，派人外调，清查了大半年，没有查出丝毫"四不清"的问题。秦一飞批评崔礼书："我就不相信在一个县工作多年，会没有四不清问题!"显然，秦一飞是以小人心度君子腹，把四清运动当作了剪除异己的大好机会。秦一飞撤了崔的职务，换上了自己的亲信赵为新，指示赵为新从心直口快的潘子春身上打开缺口。赵为新对潘子春使用车轮战术，还是没有成功。最后，秦一飞没有任何理由将潘子春挂了起来，不分配工作。张钦礼名声大，又查不出问题，只好恢复其工作。但是，在周化民的处处制肘下，治理"三害"的工作进展缓慢。

问：整个开封地委就没有好人吗?一个宣传部长怎么能如此胡作非为?

答：好人斗不过坏人啊。坏人对上拍马奉迎，对下小恩小惠，善于笼络人。好人直来直去，不会趋炎附势，投其所好，更不会笑里藏刀，借刀杀人。秦一飞在开封地委绝不是孤立的。

问：我记得，《人民日报》宣传焦裕禄的长篇通讯发表在1966年初，通讯上把张钦礼称为焦裕禄的亲密战友。显然，这篇报道对张钦礼十分有利。周化民怎么能允许这种报道面世呢?

答：1965年底，穆青、冯健、周原来采访焦裕禄的事迹，我(刘俊生，时任兰考县通讯干事)是全程陪同的。高级记者来了，我找到县委第一书记周化民，他说："我不太了解情况，张钦礼是兰考土生土长的，又与他共事，对他比较了解。今后来记者别找我了，就让张书记介绍吧!"这样，张钦礼就花了大量时间对焦裕禄的事迹做了生动详细的介绍，一介绍就感动了穆青。穆青听后，感动地说："我参加工作28年了也没有哭，这次被焦书记的精神感动得流下了眼泪，这是咱的宝贵财富，我们要重新报道焦裕禄。"他们本来是想报道整个豫东灾区的面貌，经过张钦礼介绍后，决定着重报道焦裕禄的事迹。那天晚上7点开座谈会，张钦礼了解得最全面，他一介绍，穆青就开始流下眼泪，晚上谈到后半夜。穆青被深深地打动了，他才作出报道的决定。

报道一出来，周化民就说："焦裕禄的事是谁说的?张钦礼自己说的，他不是想宣传焦裕禄，他是想宣传他自己，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呢。"那天，我被请到新华社，一位同志对我说，焦裕禄的事迹已向中央汇报，中央同意将他的事迹树立为典型向全国宣传，并且要求向宣传雷锋一样，不惜时间，不惜版面，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宣传焦裕禄。他让我回去向县委、地委的书记汇报。我回来后给周化民汇报。他听了半天没说话，后来蹦出来一句话："典型?兰考出了典型?来兰考参观个啥?看咱沙荒啊?盐碱啊?焦裕禄怎么算典型啊?你去找地委宣传部长吧。"周化民不敢得罪新华社，把球踢给了秦一飞，他相信秦一飞能挡住。秦一飞一听要报道焦裕禄，气不打一处来："别说了，别说了，新华社报道焦裕禄我作为宣传部长怎么不知道?焦裕禄到兰考才一年零五个月时间，其中还有两月住医院，干出了啥成绩?是啥典型?宣传出去叫人家看沙荒、看盐碱、看兰考人穷得两人合穿一条裤子?也不知道张钦礼是咋给人家胡汇报的，我不听，我不同意报道。"最后，秦一飞想到毕竟要面对新华社，又留了一句："小刘，你找地委书记汇报去吧?"我便去找主管宣传的延新文副书记。延新文听后很高兴，把我领到了当天下午召开地委常委扩大会上，叫我来汇报。下午汇报时，看到那么多大领导，我很紧张，但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用慷慨激昂的声音来讲焦裕禄的事迹。听完汇报后，秦一飞首先发言，表示强烈不同意。由于他对兰考比较了解，其他人因此不敢发言。幸而地委第一书记张申说了话："新生事物嘛。有些人对新生事物是看不惯的。焦裕禄是不错嘛，当时派人去兰考，许多人都推辞，焦裕禄接到命令后带病前去，并且在兰考一年多时间，取得了这样的成绩，我看这个同志不错。有时候先进事物和落后事物是要作斗争的，我们应该支持先进事物。"秦一飞反驳道："看啥哩?有啥可看的?看沙荒呢?"张书记说："怎么没有典型?你比如去年风地沙丘，把风地给封住了，再起风就没有风沙了。这不是典型吗?"秦说："那像这样的有几个典型呢?"张说："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嘛，由少可以到多。"由于地委一把手的赞成，其他人也都倾向于赞同，于是最后通过在全地区开展向焦裕禄学习的决定。

县委一看地委决定了，也不得不同意。但是，新华社的稿子还要交给县委书记审查。周化民再次从中作梗。他认为新华社的通讯需要改，把兰考写得可怜了，阴暗面太多。他将文章归纳了三句话、六个字：第一句话，焦裕禄用一年时间改变了兰考面貌，共产党领导十六年都没改变好?第二句话，改变兰考面貌是焦一个人干得?为什么只报道他一人?都归到焦裕禄一人身上行吗?六个字：灾、难、病、苦、死、逃。他说："文章要发我也同意，不过得改，得做大修改。"

为此，在兰考四清工作团驻地，当着30多名四清工作团的骨干，秦一飞、周化民和张钦礼展开了一场激辩。秦一飞气势汹汹："试问张钦礼同志，焦裕禄是条龙他又能吸多少水?他浑身是铁，又能打多少钉?一年零三个月时间，能改变兰考面貌，谁能相信?张钦礼同志是向新华社记者介绍焦裕禄事迹最多的，我看你的话掺假不少。你把兰考县委的成绩，都记在焦裕禄一个人身上，把几年的工作成绩，也记在焦裕禄一年多一点的时间上，这是夸大其辞。你内心世界里是什么，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看无非是想捞点什么。"

周化民紧跟着说："新华社的稿子一发表，穆表他们可以得到一大笔稿酬，个人也出了名，名利双得;焦裕禄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英雄，光前裕后;张钦礼同志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也跟着风光;背黑锅的是我周某人，给焦裕禄填穷坑的也是我周某人。我周某人就是三头六臂，也填不满兰考这个穷坑!"

张钦礼说，"莫以时间长短论政绩"。他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当县委书记，是一年零五个月时间。这一点秦部长说得很对。但是，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焦裕禄所创造的精神财富和物质财富，比我们任何人都多，都好。他为了尽到一个县委书记的职责，除掉兰考的三害，造福兰考人民，他带着病体，严冬不避寒，盛夏不避暑。在荒沙滩里，在盐碱窝里，在沼泽地里，拄着根棍子，背着干粮，带领除三害调查队，把兰考县的地形地貌、角角落落，查了一遍又一遍，咱兰考一百多个生产大队他几乎都跑到了，往返步行五千余里，焦裕禄的身影是尽人皆知。渴了他趴在河边喝河水，饥了啃的是自己带的干馍，群众给他烧开水喝，他说下雨缺烧的，不让烧了。累了蹲在地上打个盹，终天没白没黑舍生忘死地工作，发誓完不成除三害的任务死不瞑目，这些秦部长、周书记你们做得到吗?你们只会浮在上面听汇报，懒得下去走一走。你们到兰考与焦书记在兰考工作的时间差不多，你们下基层多少次，为百姓又解决过哪些急需?

在开挖贺李河的时候，他跟群众一起劳动，他背沙袋压趴在地上，起几起没起来，是潘子春跑过去将焦书记扶了起来，搀到工棚里躺下。卓兴隆劝他住院治病，休息几天，他却说，在除三害大决战的时刻，我怎么能休息呢?休息的时候是有，等到同志们站在我的灵前说，焦书记，你安息吧，你没完成的除三害事业，由我们来完成，到那个时候，我就休息个够。这虽是风趣幽默话，却体现了焦裕禄同志宁愿把生命献给兰考人民的忘我精神，这样的好书记难道不是榜样吗?当他知道他的病是不治之症后，他没有掉泪，平静地说咱兰考是灾县，我死后不要多花钱，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不离开那里，要看着你们带领群众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说得动容，泪水模糊了眼睛，在场的一些四清队员也被感染而开始流泪。

张钦礼继续说："焦裕禄同志在兰考走完了他生命的路程，他和兰考人民结下的深情厚谊在群众中有口皆碑。虽然他在兰考只短短一年零五个月，准确说，只一年零三个月，但是，不能以时间长短论英雄!焦裕禄活着的时候，我们在他的领导下工作，县委的工作成绩该归于他;焦裕禄逝世以后，我们又在焦裕禄精神鼓舞下干工作，县委工作成绩也有焦书记的份，这不叫夸大其辞。焦裕禄来兰考时，自然条件情况比现在恶劣得多，焦裕禄同志从来也没说过背黑锅、填穷坑的话。新华社是中央的喉舌，新华社记者在兰考采访了上千人次，老百姓都热情接待，积极提供焦书记的事迹素材，这反映了民心，民心不可违啊!有的人却冷落记者，老是借口工作忙，不愿见记者，让别人接待记者。别人照着他的指示办了，又骂人家有野心，想捞稻草，我张钦礼难做人啊!"

就这样，张钦礼的意见终于在四清工作团占了上风。焦裕禄的长篇通讯才得以发表。

问：长篇通讯发表后，全国各地掀起学习焦裕禄的热潮，张钦礼在兰考的处境是否有所改善呢?

答：远非如此。全国学习焦裕禄掀热潮，唯独在兰考县委冷冷清清。张钦礼注意到，尽管大批记者、作家、参观学习者云集兰考，但周化民很少露面。有一次，张钦礼递给周原一张纸条，大意是：有一股冷风在阴暗处流动，但它暂时还抵挡不住来自北京的东风。

1966年"5·16"通知发表，文化大革命开始了。"5·16"通知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对照河南的情况，吴芝圃、戴苏理、赵文甫、路宪文、秦一飞、周化民、王书记这样的人，就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他们事实上已经将河南的共产党政权变成了他们的黑帮政权、资产阶级政权。文化大革命的矛头就是针对这些人的。

文革初期，当大学里开始有人响应通知号召，自下而上地揭发党内阴暗面时，工作组自上而下地进驻大学，将学生们打成反革命，而保护各级党委。这样，毛泽东感到工作组在保护走资派，在打击群众积极性，阻碍揭露阴暗面，指示撤销工作组。在随后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写下"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认为在工作组领导期间，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从此，揭发阴暗面、批斗走资派的群众运动才真正开展起来。

但是，受压制的群众可以团结起来斗走资派，走资派也可以动员群众斗革命派。无论是哪派，都可以自称是造反派。在兰考，秦一飞摇身一变，成了兰考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组长，周化民任副组长，四清工作团就地转化为文革领导小组，他们组织"造反派"，将张钦礼定为黑帮，批斗游街。周化民控制下的兰考县委、组织部、宣传部、统战部贴出大字报"批判《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还派出"纠穆青战斗队"到北京抓穆青。1967年2月，张钦礼、潘子春、卓兴隆等跟着焦裕禄除"三害"的县、公社、大队三级骨干分子1207人全部被当成"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抓起来，游街示众。城关镇一个姓管的老百姓说了一句："这绑住游街的不都是好人吗?"仅此一句话，"造反派"竟用乱棍将管某打死在街上。中央轻化部设在兰考的开封造纸林场场长刘永松也说了这样一句话："游街示众的人不都是跟着焦裕禄书记干的好干部吗?"这话传到秦一飞、周化民的耳朵里，刘永松就被关进了监狱，罪名是张钦礼的保皇派。

杨捍东插话：我给你们补充一些材料。"树焦"与"不树焦"是一场斗争。兰考文革开始后，周化民把"树焦"当作张钦礼的"政治扒手"的证据，大字报向全国散发。这事惊动了中央，国务院办公厅看到这张大字报后，让河南省委限期调查解决。

省委把这个任务交给开封师范学院(现为河南大学)，学校又交给我，由我带队调查。这里关乎三个人，第一个人是焦裕禄，他的事迹究竟真伪如何?二是张钦礼是不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三是周化民到底如何?副省长王维群召见我时说得非常严厉，叫我调查时不要带框框，不要先入为主，要客观再客观，详实再详实。如果出了问题，严惩不贷。当时我只23岁啊，很年轻。我说首长放心，我从没去过兰考，在那里无亲无故，不可能带框框，一定会客观详实。

我（杨捍东）带领一个共青团小组，领着三个学生调查一个多月。调查过程中我唯独没有见过张钦礼，因为张钦礼带焦裕禄的夫人到广东省介绍焦裕禄的事迹去了。由我执笔给中央写了一个报告，向中央回答了三条：一、焦裕禄的事迹详实无误，完全是真的，且由于新华社通讯篇幅所限，好多事迹还没报道出来。二、张钦礼与焦裕禄肝胆相照，共同协作，焦裕禄去世后，由他完成焦裕禄的遗愿，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之一。三、周化民同志身为家乡干部，却始终对报道焦裕禄的事迹有意见，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前，他不同意，这是个人认识有别，我认为这不是错误。但是，在《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后他仍取消极态度，仍不认真学习，那就是对党的态度问题，应该予以批评，我只是说"批评"。

报告写成后，我先给王维群汇报，再进京汇报，在中南海将报告交给国务院办公厅。我回来以后，周化民已经要逮捕以张钦礼为首的"反革命集团"了。这时是67年的1月29号。(刘俊生：我也被打成该集团成员了，说我是吹鼓手)凡是当年跟随焦裕禄一块工作过的人，焦裕禄死后积极宣传他事迹的人，都被抓进监狱，全县有1200多人，涉及面很广，包括兰考"四面红旗"的支书，农民也抓了很多。

我有一个同学，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将我的调查报告印出来发到社会上了。由于报告中我肯定了张钦礼，所以我也被抓起来了。开封军分区的人听信周化民的造谣(周说我是国民党中校)，逮捕我时调用军队，派了三辆汽车，还用机枪封锁路口，将我用脚镣手镣抓起来。当时我是23岁的大学毕业生，什么时候去当国民党中校啊?

问：下手竟如此狠毒!后来怎么样呢?

答：毕竟民心不可违。为焦裕禄、张钦礼申诉的信件雪片般地飞向总理，秦寨大队的贫农李占荣还跑到天安门毛主席像前长跪不起、嚎啕大哭，为张钦礼鸣冤叫屈。周总理派记者到兰考暗访，了解到实情，向毛主席汇报。毛主席指示周总理："河南的兰考、林县这两个先进典型，要保护，不准打倒!"这样，总理将张钦礼接到北京，当着河南省军区各级领导的面，宣布撤销下令逮捕张钦礼的河南省军区政委何运洪的命令，任命张钦礼担任7249师空降师政委。在总理联络员的安排下，张钦礼还在北京向30万工人做了18场报告，推动"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

回到河南后，张钦礼还被任命为开封地委常委兼地委书记，兼任兰考县委第一书记。张钦礼回到兰考，首先给被关进监狱、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干部、群众平反，恢复他们的名誉，安排他们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对跟着周化民的干部，不开除党籍，也不关进监狱，而是团结他们一道工作。从这时起到1970年8月近3年时间里，张钦礼带领兰考干部和群众"引来黄河水，重新安排兰考大地"，引黄灌淤工程共挖3000万土方，基本完成了赵王河、黄河清故道、陇海路两侧、黑龙潭、四名潭、东大淖、杨桥大淖、老牛圈26万亩沙碱荒地的改造，使老灾区变成了粮食囤。

问：犯下严重罪行的周化民到哪里去了?

答：周化民进学习班学了三个月，然后就调到安阳钢铁厂作党委书记去了。实际上，官职原封不动，物质利益还更多了。

这正是问题的严重性所在。吴芝圃、周化民这种投机分子即使在失势时，也只是推推磨、转转圈，跟着他们的人也相安无事，得势时便不可一世。焦裕禄、张钦礼这种革命干部在得势时，拼命工作，失势时进班房、蹲监狱，还会连累跟着拼命的干部群众。毛主席说党内有一个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看，至少就河南来说，千真万确。只不过，这个走资派不但力量强大，还特别善于伪装。

问：1970年8月以后怎么样了?

答：张钦礼又遭难了。当时，林彪的党羽王新在河南权势熏天，原来吴芝圃的网络又攀上了王新，借助王新的力量来整张钦礼。他们说张钦礼是刘少奇的生产党，搞物质刺激，只抓生产，不抓阶级斗争。这其中就有秦一飞，他又回到开封地委了。由于张钦礼影响大，他们名义上调张钦礼为鄂豫皖三省大别山防空指挥部指挥长兼信阳地区革委会副主任，实际上将张钦礼软禁在大别山下的灵峰寺。张钦礼一走，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人，就是1967年跟着张钦礼蹲监狱的干部，引黄灌淤大干苦干的干部，又被关押起来了。

问：1971年9·13事件后，林彪死后，张钦礼和他的干部们是不是该解放了呢?

答：林彪虽然死了，王新也失势了，但是吴芝圃的网络仍然稳如泰山，盘踞在河南，盘踞在开封，盘踞在信阳。1972年，周总理派康克清到兰考调查，解放了被关押的干部，取消了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也了解到张钦礼落难的消息。1972年11月，周总理派河南军区司令员张树芝找到张钦礼。张钦礼再一次受到总理的接见，王新同期被捕。张钦礼深感河南斗争的复杂，他请求总理帮助他调离河南。他回忆当时的心情时说："我在河南工作有一种身在险境苦苦挣扎的感觉，不知道哪一天会摔得粉身碎骨，这不是已经摔了三次了吗?虽不是粉身碎骨，也折腾得少皮没毛，死去活来。运动一来，他们凑水和泥，说你是贺的团团，说你是长的拽拽，说你落后保守，工作没跟上，这些话都不论斤两，轻的批判斗争，重的撤职罢官、开除党籍，甚至蹲监坐牢。官大一级，压死泰山，他们都是上级，都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都有理，就我没有理。俗话说，树移死，人移活，免得低头不见抬头见。老成见老印象，运动一来都起新作用。"周总理答应一定帮助他，让他安心在兰考工作。

张钦礼回兰考以后，恢复了开封地委书记兼兰考县委第一书记的职务，给遭批判和关押的干部们平了反，补发了工资。一度停工的引黄灌淤的几十处工程又恢复起来。张钦礼遭软禁期间，兰考群众把工地上的物质都藏起来了，等待着张钦礼复出。

从1973年到1977年，是兰考人聚精会神搞建设的四年。仅1973年，全县共挖大小排水河道125条，配套支渠154条，拆除阻水工程164处，共完成1171万土方，基本达到排水畅通。全县治沙造林共计19万亩，占沙荒面积的80%治理盐碱地22.7万亩，占盐碱地的86.3%。至此，兰考的"风沙、内涝、盐碱"三大灾害再也不能为非作歹了。1973年秋，省委书记刘建勋、中商部部长姚依林等领导人花了5天时间考察了兰考的路、河、桥、闸、林、田，看到昔日逃荒要饭的重灾区的确成了鱼米之乡、锦绣江南，感慨万千，直夸张钦礼，赞佩焦裕禄。

刘建勋他们不知道，张钦礼带领的干部们，为了治沙治水，付出了多少心血、汗水和病痛。这批跟着焦裕禄、张钦礼一再受批斗的干部都是与普通农民一起劳动的。群众身上有多少泥，他们身上就有多少泥。久而久之，这些干部的腿上就成了"一无二有"：腿上无汗毛，膝盖骨以下有数不清的血口子。腿上的汗毛是被黄河泥粘掉的。俗话说，跳进黄河洗不清，是说黄河的水质粘稠。年轻人到了冬天，还能长出汗毛来，上了年纪的人就长不出来了。血口子是被黄河水浸过来泡过去，泡掉了表皮保护膜，形成干裂的口子。血口子裂开了长住，长住了又裂开，到冬天就脱一层皮，他们就是这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利用黄河水灌淤，把沙荒盐碱地改造成良田的。

问：1977年又发生了什么事情?

答：你知道，1976年周总理和毛主席相继去，接着"四人帮"被捕。全国各地开展"揭批查"运动，即揭发批判"四人帮"，清查其帮派体系。在河南，刘建勋被停职。吴芝圃时期的省委秘书长戴苏理升任了河南省委书记，那时的组织部长赵文甫则升任主管政法的省委副书记，周化民升任商丘地委书记，而且很奇怪地，一向属于开封地区的兰考被划归了商丘管辖。张钦礼成为兰考"揭批查"的目标，被免去全部职务。1978年10月16日，张钦礼在引黄灌淤工地上被商丘地区中级法院逮捕。逮捕时的罪名居然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即引黄灌淤工程)1979年12月24日，张钦礼被商丘地区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判刑时的主要罪行是"文革中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迫害老干部(指秦一飞、周化民);挖空心思捏造焦裕禄事迹，欺骗全党，欺骗全国人民的欺骗罪;而且再一次，兰考县、公社、大队三级干部1200多名被捕入狱，并且被正式判刑。

杨捍东插话：我也被捕了。从被捕到判刑，所有审讯的内容都是1966年底的那份调查报告，问我为什么要搞这份报告，为什么要迫害县委书记周化民。最后，正如张钦礼被判那样，完全是靠颠倒黑白，判了我5年徒刑。我们和张钦礼在一起的县委委员，任何人没有一分钱的经济问题，没有一个人有生活作风问题，每个县委委员都是很廉洁的。一提到张钦礼有经济问题和作风问题，他们自己都觉得可笑，他们也不往那方面想。既然张钦礼在几十年工作期间，一无经济问题，没有任何不轨行为，二无作风问题，而且拼死拼活地干，为什么还有人如此仇视他呢?为什么仇视他的人力量还那么强大呢?难道不是党内存在严重问题吗?

问：把引黄灌淤、改良土壤说成是"扒开黄河大堤淹兰考人民";把受林彪迫害、与四人帮毫无联系、受周总理三次解救、把兰考变成鱼米之乡的人，说成是"紧跟林彪、四人帮和反党乱军";把受周化民迫害说成是"迫害周化民"!为什么如此荒唐的审判居然能一直维持至今?

答：张钦礼一案出面的是周化民，直接定案的是赵文甫，背后是戴苏理。戴苏理因为在"揭批查"运动中有功，从河南省委书记升任为辽宁省委第一书记。河南省的清查工作涉及的人数，开除党籍的人数，对干部判刑的人数，占全国的百分之六、七十。对干部的审判，全部秘密进行，不开庭。审讯时，既不出示人证物证，又不准本人上诉(个别上诉也没用)，完全是罗织罪名、颠倒黑白。

在文革时期，上有毛主席、周总理，戴苏理之流还有所畏惧、有所收敛。文革结束后，他们的春天来到了，他们无所顾忌了。而张钦礼这样的好干部却再也没有出头日子了。这样强烈的反差，怎么能让人相信党内没有走资派呢?27年过去了，干部的腐败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与27年前发生的政局变动难道就没有关系吗?

问：张钦礼去世时，十余万兰考群众跪地哭祭，这是丧礼主办者有意组织的吗?

答(杨捍东)：完全不是有意组织的，相反，为了防止出现这种场面，我们还作了种种努力。事先我提出来，丧事规格要比普通老百姓还要低，要平常心，平平常常，不张扬，不显威，不给政府和党委找任何麻烦，不给人家找任何难堪。要不影响交通，不给政府找麻烦，不影响群众的生活、生产秩序。但是，张钦礼在兰考的影响实在太大了，消息一传十，十传百，就出现了十万人哭场的场面。

这次张钦礼的后事，我是这样形容的。从场景上看，十里长街，十万百姓。二十四史我基本学了，有些情景我还相当熟悉。在二十四史当中，也就是中华文明五千年来，记载地方官逝世的，也只有《明史》里的海瑞。书上说：海瑞病故在县令任上，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张钦礼呢，700年以后，地方官里又出了个张钦礼，也是百姓载道焚香，沿途祭拜，哭声动天，仍然是这样。这个场面比海瑞的恐怕还大。海瑞是病故在现任上，张钦礼是离开任上27年后，并且有一段时间是在监狱中度过，他的身份又是劳改释放人员，竟出现和海瑞一样的场景。我说这就超过了海瑞。这样一个人，得到群众拥戴的人，群众祭拜他时，灵车都走不动了，"张书记回来了，张书记回来了"。灵车走到跟前，一个人喊：跪吧!"扑踏"几百人就跪下了。兰考这个街走了四个多小时，我作为张钦礼的丧事主办人，原来估计只有30分钟就走完了。走完县城，本来可以直着走去张钦礼家，但是有许多群众早就在路上等着了。那是国道，为了不影响交通，堵塞道路，我们抄小路走了。路边等待的几千农民又连夜赶到他老家。下葬的时候，为了不引起人员伤亡，又提前改葬。因为光是兰考县城就有十万人，加上全县农村赶过来的人，如果下葬如期举行，就会聚到十五万人以上。张钦礼家乡是一个一千人的村子，如果挤入十几万人，必然要出事故，或者把人踩伤，或者踩坏庄稼。五月二十几号，小麦快成熟了，不能给群众造成损失。张钦礼是5月7号去世，5月13号火化，结果放到5月17号下葬，为什么?因为5月14号是焦裕禄逝世40周年纪念日，怕影响焦裕禄的纪念活动。兰考人都知道啊，没有张钦礼就没有焦裕禄的典型。焦裕禄上天了，张钦礼下地狱了。如果在同一天，至少是冲淡焦裕禄的纪念活动。所以我们就在焦裕禄的纪念之后，启动张钦礼的丧事。

所以，张钦礼的丧事是一丧三改，改丧期，改道路，改埋期。结果，张钦礼埋的时候连一般农村的农民的葬礼都不如。现在的丧事是大操大办，大收礼，但张钦礼的是一分钱不收。这二十多年来，葬礼的规格越来越高，场面越来越排场。但是，参加张钦礼丧礼的，不管你是什么人，都是大锅熬菜，不够就用方便面。我在悼词中给他戴了四顶帽子，前三顶是老百姓给戴的，"张青天"、"新包公"、"活地图"，再加上《人民日报》的通讯中称他是焦裕禄的亲密战友，这算第四顶帽子。我给他总结有三个无人可比：共和国开国以来对兰考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贡献无人可比，树立焦裕禄这个典型的功劳无人可比，勤政廉洁一尘不染的作风还无人可比。他是一个暂时被埋没的英雄。但是，老百姓给他平反了。那天迎接张钦礼灵车的人群中，有的大标语写着："张钦礼，我们给你平反了"。

在兰考发生的这场反反复复的斗争，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缩影。这场斗争还没有完结，还在继续。人民的事业自会有人民去实现!

(本文写于，原标题为《围绕焦裕禄和张钦礼的是是非非》。本文根据现场采访两位事件的当事人，阅读新华社记者国兰写的《我为张钦礼所做的申诉--焦裕禄身后鲜为人知的一桩大冤案》(《中国焦点》杂志第一期，以及赵伟浩写的《周恩来三救张钦礼》(香港银河出版社，11月)一书，并采访其他几位在河南工作过的老同志而成。文中凡注出姓名的，均为对话实录。其他问答是根据上述材料而来。错谬之处，文责自负。并欢迎读者指正。)

附文一：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

1966.02.07《人民日报》穆青 冯健 周原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

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

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

困难，重重的困难，象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要杀出条路来。

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

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

“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

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

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谈心去了。在这么晚的时候，张钦礼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

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

张钦礼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

“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完成除“三害”斗争，将是不可能的。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

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飞驰而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

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

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

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

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勉励大家象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

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被制订出来。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

“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

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直到现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

60年代学习焦裕禄同志的宣传画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

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

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

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

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有时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

有一次，焦裕禄从qǐ@①县阳gù@②公社回县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嗬，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有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出发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时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三个青年恳求着说：“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

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

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

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

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

他披衣起床，重又翻开《毛泽东选集》。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已养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习惯，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县委开会，他常常在会前朗读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章节。无论在办公室，或下乡工作，他总要提着一个布兜儿，装上《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困难，他都认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他曾对县委的同志们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叫做“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他所说的“过电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他说：“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

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象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他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去阅读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那篇文章。目光停在那几行金光闪耀的字上：

“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

“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

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眼前一下子豁亮起来。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粱穗。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八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七辆架子车。

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一九六三年夏季。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翻一锨翻半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

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一九六三年秋天，这里一连九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八万斤余粮。

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穷，咱穷到一块儿;富，咱也富到一块儿。”

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他在县委会议上，多少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并亲自总结了它们的经验。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

一九六三年九月，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盛大集会，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会上，焦裕禄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

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

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一九六三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二十二万亩受灾。

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救灾。

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他说，“我说，你们记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

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

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

简短的几句话，象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

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厉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那时，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痛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他问青年人看过《万水千山》这个电影没有?他说：“你们看，眼前多么象《万水千山》里的一个镜头呵!”

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梁孙庄，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的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

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

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他看到毛泽东思想象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

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

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

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

“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

“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

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

有一位公社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是更好吗?

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呵!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满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

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以后，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

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二十四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

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

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的就不错了。”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

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里来的票?”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

“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

“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

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

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

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

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

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痛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

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子，说：“说，往下说吧。”

一九六四年的三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

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

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象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当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

“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

那是个多么阴冷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决不相信这个诊断，人象傻了似的，一连声问道：“什么，什么?”医生说：“你赶紧送他回去，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

赵文选呆了一下，突然放声痛哭起来。他央告着说：

“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

在场的人都含着泪。医生说：

“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在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不过，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峰。”

这样，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

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曾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

有一次，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

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张钦礼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

“没有。”

“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

“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张钦礼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

这时候，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张钦礼：

“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

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

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张钦礼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呵，那我明白了……。”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张钦礼，然后说道：“钦礼同志，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张钦礼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告别了自己最亲密的阶级战友。……

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

他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

他没有死，他还活着

事隔一年以后，一九六五年的春天，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看见了他们永远不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

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中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谁能够想到，象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兰考的大地。

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的心声：

“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

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亲人、自己的阶级战友的痛悼，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

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眼泪和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全县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还有了自己的储备粮。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

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这是一篇人颜欢笑的文章，是一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注)，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

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带给兰考人民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灯，愈来愈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的斗争中，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而且决心不断革命，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逐步实现“上纲要”(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要求)，“过长江”，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

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

(注)这是焦裕禄生前总结兰考人民治沙经验说过的两句话。“贴了膏药”是指用翻淤压沙的办法把沙丘封住;“扎了针”是指在沙丘上种上树，把沙丘固定住。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木加已

@②原字土加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