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德是华中军事重镇和交通枢纽，常德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自古就是北通荆襄、西连黔川的军事重镇，浙江是日军进行细菌战的重点地区，日军731部队持续5个月在浙江地区投下大量带菌毒物，使浙江地区流行鼠，曾在我国湖南常德、浙江、宁波等地造成鼠疫流行;在东北沿海一带造成鼠疫、霍乱日本的731细菌战部队和那臭名昭著的石井四郎但要讲生物武器他们就感到陌生了，南京法庭与东京法庭一样都是盟军战后组织的远东该部队用中国人进行鼠疫、霍乱、梅毒等细菌以及毒气3500多万中国冤魂啊这是何等的惨烈是什么样的。
1936年，经日本天皇密敕批准，石井四郎在哈尔滨建细菌战研究基地，此即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731部队在我国东北残忍地用……
1936年，经日本天皇密敕批准，石井四郎在哈尔滨建细菌战研究基地，此即臭名昭著的731细菌部队。731部队在我国东北残忍地用数千中国人做活体试验，研制了多种细菌武器，并于1940年9月在浙江进行细菌攻击试验。
在浙江的试验攻击中，诸种细菌均未取得明显杀伤效果，唯有鼠疫跳蚤强大的杀伤力，让“731”恶魔们感到兴奋。浙江细菌战后，“731”部队选定“鼠疫跳蚤”作为其王牌细菌武器，时刻准备着投入大规模的作战。
在传染病学中，鼠疫是一种死亡率极高、传染性极强的恶疫。它起病急骤，高热伴畏寒，患者呈全身毒血症状，极为痛苦，救治不及，几日内便会因心力衰竭而死，死亡率达70％～100％。临床上主要有腺鼠疫、肺鼠疫、败血性鼠疫三种，其中肺鼠疫可通过飞沫在空气中传染，宛如现代之“非典”。鼠疫病人死后多因毒血症状而皮肤呈黑紫色，故有“黑死病”之称。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军欲取重庆，必先征服湖南，常德因其特殊的战略地位，在兵灾尚未到达之前，便遭到了罪恶的鼠疫跳蚤细菌战的攻击……
1941年11月4日清晨，一架日本97式轰炸机穿过黎明前雾霭弥漫的长江和洞庭湖，飞到人口稠密的常德。这时，飞机转了一个圈，猛地向下俯冲，机肚几乎擦着了屋顶和树梢。飞机从一排排低矮的屋宇上一掠而过，一股灰蒙蒙的物体雪花似的飘向空中，纷纷扬扬地飘洒到常德城的街市上……
飞机不丢炸弹却扔下些零零散散的谷麦、棉花和布条，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一时间，常德城内谣言四起，人心浮动。广德医院紧急化验投掷物，结果一出，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日机在常德投下的是鼠疫菌！要知道鼠疫所染之处，十室九空。14世纪的欧洲，就曾发生过一次鼠疫大流行，被称为“黑死病”，它造成2500万人死亡，占当时全欧洲人口的四分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帝国主义研制了一些细菌作为细菌战武器，但鉴于欧洲人对鼠疫的恐惧，其研制中排除了鼠疫细菌，日本人却如此丧心病狂！
常德县火速向上级报告这一情况，《民报》《新潮日报》等也于第一时间头版披露“敌机于本月4日，在本市散播米、麦、棉、纸等物，经广德医院化验，确含有鼠疫杆菌”的消息。同时开辟“防疫特刊”专栏，开始连载有关鼠疫防治知识的专稿。可此时，还未引起广大民众的足够重视，直到第一例病例的出现，人们才意识到死亡的威胁了。
吃过晚饭后，12岁的蔡桃儿很快就睡着了。她是伴随着母亲的纺车声入睡的。那“嗡嗡”的声音像一支歌，一支催眠的歌，她在这声音里体会着父母带给她的温暖和安全。睡梦中，她甜甜地笑了。一对可爱的小酒窝嵌在她胖乎乎的小脸上。
也不知什么时候，桃儿又溜出了家门，她和隔壁的春妹子溜到城外的沅江岸上。太阳好大，晒得人身上发烫。她实在受不了了。天怎么会这样热啊！她顾不上想什么，就一头跳进江水里。江水又忽然格外地冷，像冰水一样冷，冷得骨子里都像结了冰。她觉得很难受，就没命地叫了起来：“娘，爹，冷，桃儿冷啊！”
正在纺纱的母亲闻声停下纺车，急忙走近床前：“桃儿，醒醒！桃儿，做梦啦？妈在这里。”
桃儿醒了，痛苦地呻吟了一声：“妈，我好冷！”说着，上下牙禁不住“格格”地打着冷战。
母亲不觉大惊，伸手在女儿额头上一摸，天啊，这是怎么了？刚才还好好的，现在怎么烧得像一盆烫手的炭火？她大声地叫着：“桃儿爹，快来啊！桃儿发烧了！”
蔡鸿盛正在堂屋里记账。他闻声一惊，推开手旁的算盘，匆匆走进卧房。微弱的煤油灯光下，他见女儿的脸颊烧得像一块红布。他一时慌了手脚：“桃儿，你怎么了？啊！爹的桃儿！”
折腾了一晚，第二天清晨，蔡鸿盛将女儿送到广德医院就医。在急诊室里，谭学华大夫像往常一样，仔细地检查了病人体征，询问了病史，突然，他觉得这孩子的病有些特别，便嘱咐蔡鸿盛快带孩子去化验室抽血检验。
谭学华从蔡桃儿的症状上，隐隐觉得不妙，化验结果一出来，谭学华脑袋里便“嗡”地一声，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鼠疫。
第二天上午9点，蔡桃儿终于因心力衰竭而死亡。
这位年仅12岁的幼女瞪着一双惊恐的眼睛怒视着人间，仿佛在向苍天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要杀死我？！她那微微张开的乌黑了的小嘴似乎还在呼唤着自己的父母：爹呀，娘！桃儿怕呀！桃儿要回家！
蔡母承受不住打击投江自尽，蔡父更因妻女双亡而陡然疯癫！这一天是1941年11月13日，距离日机在常德空投鼠疫菌仅仅9天，常德历史上的一场空前劫难开始显露出它狰狞的面目。
蔡桃儿死亡的当天和次日，常德医疗部门又在东门发现蔡玉贞、聂述生、徐老三等3名鼠疫死亡者，此后死者便接连不断地出现。染疫人数一天天增多，平均每天在10人以上，传染极为迅速，一人有病，波及全家……疫势严重蔓延，市民谈“鼠”变色。一时间，常德城笼罩在一片鼠疫的恐怖之中。人们纷纷逃离常德，城里的店铺大都关门歇业，外地人也不敢踏入常德地面。
重庆紧急调兵遣将，防疫人员和疫苗被火速调往常德。常德地方也采取更加严格的防疫措施：防疫人员在保甲长的带领下，开始对全城居民挨户进行预防注射；军警把守住常德城的6个城门，逐一检查行人的注射证，发现无注射证的行人，当即由防疫队补注；在车站、码头以及通往长沙、慈利、澧县等地的要道上，设置检疫站，实行交通管制；沅江上的船只一律不准靠岸，必须隔岸10米停泊；将关庙街、鸡鹅巷、法院街、五铺街等地划为疫区，重新封锁后由防疫人员用来苏、滴滴涕反复消毒；发现可疑病人，一律送隔离医院；疫死者的尸体，强制送往火葬炉焚化……在防疫部门的努力工作下，也因为隆冬季节的严寒天气对鼠疫细菌的抑制，到1942年1月至2月间，常德的疫势有所缓和。
对于有所缓和的疫情，外籍鼠疫专家伯力士保持着清醒的认识：一、此前流行的鼠疫，其疫源主要是日机投撒的跳蚤叮咬所至；二、日机投下的跳蚤将潜伏于当地老鼠身上，冬季过后，常德可能将爆发大规模的鼠间鼠疫，然后引发人之间鼠疫再次大流行。
3月下旬，常德再次爆发鼠疫流行，而在这场厄运中首当其冲的是鸡鹅巷--
张桂英一家住在鸡鹅巷，这天张桂英早早地就上床歇息了，程志安随即也上床了。这是一对年轻的小夫妻，正憧憬着未来美好的生活。在这冬夜里，二人恩恩爱爱地紧紧搂抱在一起。
天还没亮，张桂英忽然从梦中惊醒了过来。她听到楼梁上有老鼠“吱吱”的叫声，想起床小解。她刚下床，就觉脑袋一阵发晕。她扶住床柱定了定神，挪到床后的马桶上。突然，一阵难言的眩晕向她袭来，她惊叫了一声就连同马桶倒在地上……
就在这个清晨，鸡鹅巷的悲剧拉开了它可怕的序幕。
仅仅过了一天，美丽的少妇张桂英就告别了她无限留恋的人世。死时，她的两只大眼睛可怕地瞪着，仿佛在悲愤地质问人间：为什么要我死？为什么要我死！
程家大屋传来一片凄惨的嚎哭声。张桂英的父母闻讯赶来，母亲抱着尚存一丝体温的女儿，连声哭叫着：“女呀！我的女呀！”一下昏倒在女儿身上。
程家的丧事还没来得及开始操办，街对面开饺子馆的李天明又死了。随即，在巷口摆水果摊的汉寿人全家五口相继发病死去！程家的其他成员也紧接着发病……
鸡鹅巷一下变成了鬼巷。防疫队立即封锁了交通，禁止人员出入。一具具尸体经消毒后被防疫人员抬到千佛寺火葬炉火化。人们远远地看着这一个又一个熟悉的近邻被送进炉火里，一齐地跺着脚嚎啕大哭！
死神，紧紧地笼罩着鸡鹅巷，笼罩着古城常德。
4月，常德鼠疫到达爆发高峰，并出现极其危险的可通过飞沫传染的肺鼠疫。东门、北门、小西门、关庙街、法院街、府坪街、常清街、廿铺街……全城到处都发现鼠疫死亡者。
防疫处紧急下令：学校停课，旅馆、剧院、饭店、浴堂等一律停业。同时，国民政府从各地抽调防疫队20支共计200余人赶赴常德，中央卫生署防疫处处长容启荣也亲临常德督导防疫工作。
这期间，焚尸炉因疫尸太多不胜工作，三座焚尸炉烧塌了两座。因此，焚尸炉于4月中旬停用，大量疫尸此后改葬东门外新辟的鼠疫公墓。据曾在隔离医院担任医生的王国珍老人1993年回忆，这次鼠疫流行“死亡几百人”；据广德医院副院长谭学华1979年回忆，“死亡者在500以上”。
在常德城区鼠疫大流行时，疫病很快又传播到乡下。1942年5月，桃源莫林乡李家湾村民李佑生在常德贩布时染上肺鼠疫。
李佑生回家的第二天就病倒了--
那是深夜，妻子赵二姐在睡梦中被佑生的呻吟声惊醒，她伸手摸摸丈夫的额头，就像摸着了一块烫手的铁板。佑生像打摆子一样直叫着冷，颤抖的身子将床架抖得“吱吱”地响。这样一直闹腾到天亮，儿子李新阶又匆匆跑到药铺抓回几服中药。佑生的病势却越来越重，大腿根长出核桃般的结节，又胀又痛，一阵阵剧烈的咳嗽，咳吐出一口口的血沫。一家人没了主张，新阶只好去求堂伯李耀金。
李耀金背着李佑生看过郎中后又将其背回家中，却不料到第二日早饭后，李佑生就伸了腿。这一天，是1942年阴历三月二十六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上午，由道士在前开路，孝子打着引路幡，满村的亲邻将他送到枞树垭的黄土坡上安葬。在一片悲伤的哭啼声中，丧夫们将灵柩放进墓坑，一铲铲黄土盖了上去，一座新坟渐渐筑成。李新阶领着弟弟李惠阶、妹妹李桃仙跪在坟前，给父亲磕了三个响头，又转身给坟场上的长辈、丧夫和乡邻们磕了三个响头。正要起身，忽听主丧的伯父李耀金一声“哎哟”，便见他“扑”地一头栽倒在坟地上。
新阶连忙从地上爬起，跑过去一把扶起伯父，只见伯父冷汗淋漓。人们慌忙将李耀金抬回家里。刚刚抬出去一个死的，现在又抬回一个半死的，人们一下震惊了。凶讯很快从李家湾向四乡传去。
都说死了三十万人到底是多少人，是人的本性吗，背景：为了弥补国小人少资源少的劣势，日本对华实施细菌战是其侵华政策的一部分。
李耀金倒床后，又重复着李佑生的病状。先是从低烧转入高烧，继而全身青紫，口里吐出血沫。到第三天凌晨，他断断续续地对一直守在床前的妻子说：“婆婆子……我跟佑生做伴去啦……没让你过上一天好日子，等……等来世……你把伢儿……拉扯大……”
一句话没说完，李耀金便咽了气。
宁静的李家湾的夜空里，立时传出一片撕心裂肺的悲嚎声。天亮了，乡邻们给李耀金搭起灵堂，请来道士。给亡者超度的道场在一片悲泣声中开始了。道场刚刚开始，超度的经文还没念上几句，隔壁又传来一片痛哭声。原来是刚刚安葬过的李佑生的妻子赵二姐又伸了腿！女人们给赵二姐抹过尸身，穿好寿衣，尸体还没来得及放进棺材，又传来令人更为惊恐的消息：李耀金的二儿子李小山又咽了气！
天啊！李家湾得罪了哪方神灵啊！接二连三，仅仅几天时间，就有四位乡人不明不白地死去！就连那些专门与鬼神打交道的道士也一个个毛发直竖，吓得经也不敢再念了，急急忙忙收起行头，匆匆离开了李家湾。
李耀金的道场没能做完，就和他的二儿子小山一道被乡邻们草草安葬到后山的黄土坡上。
悲哀和恐怖像浓雾一样弥漫在马鬃岭的群山上。
又过了8天，即阴历四月八日。这一天，是马鬃岭的李家湾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天：
上午9时许，李佑生的长子李新阶咽了气；
上午10时许，李佑生的次子李惠阶报了丧；
下午1时许，李佑生的大女儿李桃仙随母而去；
下午6时许，李耀金74岁的姑母李三姐告别了人世；
4月11日，李佑生长媳、李新阶之妻死亡。
从3月下旬到4月上旬，在不到20天的时间里，李家湾先后死亡16人！
李佑生一家六口全部死绝！
李耀金一家五口全部死绝！
就连给死者奔丧的亲人、做道场的道士也相继发病。一时间，昔日和平宁静的李家湾里，丧事无人办，尸体无人抬，人们只要听到“李家湾”三个字，便毛骨悚然！
李家湾爆发鼠疫的消息传出，驻守在常德城里的常德防疫处立即派出24名防疫队员和一个排的武装士兵火速赶赴疫区扑救，并鉴于常德鼠疫已外传，将“常德防疫处”扩大改组为“湘西防疫处”。1942年5月25日，防疫人员进驻李家湾。此时的李家湾已成鬼域。武装士兵迅速封锁疫区，切断了李家湾与外界的一切联系。
1942年7月，鼠疫传到离常德12里的伍家坪朱家大院。朱姓家族是常德的一个大姓，祖上出过朝廷命官，十几代人在洞庭湖边繁衍生息，聚族而居，形成占地近5万平方米的朱家大院。朱家大院的疫情，是由朱唐儿开始的。朱唐儿在常德突然晕倒，亲友不曾料想是鼠疫，把他送回老家朱家大院--
朱家大院居住着150多户近600名家族成员。朱唐儿被送回家中，病情迅速恶化，高烧，抽筋，口吐血沫，双手在胸前乱抓，周身上下，遍布红黑色斑点。到太阳落山时，苦命的朱唐儿就离开了人世！
这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朱唐儿一家哭得死去活来。大院里的族人闻讯，纷纷前来料理后事。然而，更令族人没有想到的是，朱唐儿死后第二天，送朱唐儿回家的朱家大院的三个人同时发病，病况与朱唐儿一样。不到一天时间，三人先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朱家大院几百族人这一下懵了！人们恐怖地想起两个字：鼠疫！
就在族人们惊恐万状的时候，四个死者的家人也先后发病，老老少少相继死去！很快，瘟疫在大院迅速蔓延开来。
突然而至的灾祸，使族人们很快从惊慌中清醒过来。这是朱唐儿死后的第四天，族长朱瑞恩召集各房当家人开会。朱氏祠堂的议事厅里，气氛异常肃穆。白发苍苍的朱瑞恩点燃香烛，率各房族人在朱家祖先的牌位前跪下：“列祖列宗，瑞恩今日领朱家儿孙秉烛跪告，朱家遭遇大劫大难！族人染上倭寇所播夺命鼠疫，四日内已殁二十余人。瑞恩不孝，未能掌妥族务，九泉之下无颜拜见祖宗！今为我朱姓能留下后继的香火，欲即时起各房弃祖屋逃生……”一屋族人，顿时哭作一团。
哭拜毕，朱瑞恩令各房坐下：“此次族人大难，怪不得朱唐儿！只怪杀千刀的日本人！各房当齐心协力，不得互相埋怨。今天当着列祖列宗的面发誓：是朱家儿孙者，就得顾全朱姓家族的香火！”
各房齐声允诺。稍顷，朱瑞恩又道：“自即日起，各房火速将未染病的子女送他乡避祸，为日后朱家留住根苗，并告知外地亲友，不准来朱家探病，以免祸及他人。各房须留精壮劳力，妥为安葬疫死的族人。各房妇人须尽汤药之孝，妥为照拂染疫亲人。医药之利，先幼童，再妇孺，再壮男，再衰老。大难临头，朱家不能乱；大难过后，朱家不能绝！”
朱瑞恩说着，忽然一口血从口中喷出，满屋族人大惊，一片哭声。朱瑞恩挣扎着坐起，继续道：“各房备石灰水、雄黄、艾叶避邪。速派人呈报乡公所，告知朱家大院发瘟疫。族人死亡，一切从简……各房都忙去吧！我已近80高龄，死不足惜，不必管我。留住朱家的香火要紧！告诉儿孙，报仇……”
当天晚上，朱家大院的族长朱瑞恩就死了。死在祠堂的祖宗牌位前！
很快，湖南省巡回医疗一队队长刘禄德率防疫人员赶到朱家大院。此时的朱家大院，已是一片惨景，一片哭声！大院四门已被军警封锁，院内八条巷道处处都见死人。防疫人员挨家挨户给活着的人打防疫针，给死去的人收尸。然而，这一切都已经迟了。一场灭顶之灾降临到了延绵十几代人的朱家大院--
那是怎样凄惨的场景啊！活人刚刚把死人抬上山，回来就发病。有的抬着别人走到半路上，自己就不能动弹了。前面死人未抬出，后面接着又死人。挖坑都挖不及，只好在前山的葬坟处，挖了许多埋人的空穴备用。活着的人跪着对垂死者说：“你要快点死啊！要不等会就没人抬你出去了！”开头几日，朱家大院死人是八抬大棺去安葬的，后来就只有四人抬棺了。再后来，棺材没有了，就两人用门板抬着去安葬。最后连抬人的都没有了，就一个人挑着两个死人去埋。有的墓坑里，一次埋两三具尸体，多的七八具尸体合葬在一起！仅仅半个月，朱家大院死去201人！多少人家从此成为绝户；多少房屋从此无人敢住。一个百年大院，一个人丁兴旺的家族，从此衰亡！
以朱家大院为新的传染源，常德周边又出现了许多新的疫点。
双桥坪的蔡家湾，371名居民仅有一名叫蔡印成的因外出帮工幸免于难，其余全部死绝。
长岗乡神寺山有一条从常德往湖北运兵的路，中国军队中染鼠疫者就集中在神寺山的王家祠堂，这里已先后有上千名壮丁死亡。
常德东北30公里的石公桥镇几乎家家死人，户户举丧。直至疫情被控制时，石公桥死亡160余人。
周家店、许家桥、草坪、黄土店、石门桥、三闾村、河伏镇等地的疫情也开始蔓延，邻近的汉寿县聂家桥也出现大量鼠疫病人。距常德几百公里的湘西吉首、湖北石首等地，也相继发现疫情……
国民政府大力宣传鼠疫之烈，大量派遣防疫人员和军警到疫区防治，加之民众对鼠疫疫苗慢慢接受，疫情得到有效的控制。
1943年11月18日，日军4万余人分东西南北四面形成包围圈，将常德团团围住。此时，常德城内仅有57师官兵8000多人。日军在8000将士的拼死抵抗下恼羞成怒，下令放火烧城。12月3日，常德城破，8000守军除200余人突围外，其余全部壮烈牺牲！
6天后，常德城收复。
1944年2月，国民政府中央卫生署再派防疫人员至常德，调查战后的常德鼠疫疫情。日军焚城的举动，不仅烧毁了一座中国古城，也烧灭了常德鼠疫，防疫人员在常德城里未再发现鼠疫。
从此，历时两年多的常德鼠疫未再流行。可是，它夺走了多少无辜的中国人的生命？它造成了多少中国人心灵上永远难以愈合的伤痕？
无数的冤魂仍在八百里洞庭的上空呻吟……
1940年6月，日军攻占宜昌，封锁长江三峡水道，将中国的第，1940年7月，日军满洲731部队和“荣”字1644部队派出飞机来到宁波投洒毒菌，共投下伤寒菌液70公斤，霍乱菌液50千克及沾染鼠疫菌的跳蚤5千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