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状游戏：我们丢失的创造力
安东尼·布朗（Anthony Browne）还保留着一张他6岁时的画。那是一张粗糙的铅笔涂鸦，画面中一双小男孩的腿，穿着格子短裤。奇怪的是，一个戴海盗帽子的小人正从一只袜子里钻出来，还有两个小人钻进了裤腿里。画的旁边写着：“我的腿怎么了！谁在我的袜子里？”“我猜当时可能是先画了两条腿在走，觉得有点无聊，就加上了几个海盗顺着腿在往上爬，看起来像爬船的桅杆一样。这就像是一个故事的开头。”
“这幅画是我和哥哥小时候常玩的一种游戏，我们叫它‘形状游戏’。”安东尼·布朗说，规则很简单，一个人先随手画个抽象图形，另一个人用不同颜色的笔把它变成一个全新的东西，就像在那幅画里把腿变成海盗船一样。布朗后来发现，这个游戏并不是他和哥哥的发明，实际上全世界的孩子们都在玩。他现在也仍然在玩形状游戏，其实后来所有的画都是这幅童年画作的复杂版本。
安东尼·布朗像戳破秘密似的狡黠一笑。他有一张易亲近的娃娃脸，随意的中长发，瘦小的身板上套着略显正式的白色西装，脚上却是双凉鞋，这让眼前这位几乎把所有的重要绘本奖项——国际安徒生大奖、两次凯特·格林威奖、三次库特·马斯勒奖、德国绘本奖、荷兰银铅笔奖及艾米克奖——统统收入囊中的绘本大师看上去有种诙谐的轻快感，完全不像一位古稀老人。在讲述一件哪怕很简单的事时，他也会把它变成一个故事，语言温暖轻松，逻辑严密精确，又暗藏某种隐喻，就像他的绘本一样。
在他有着自我投射意味的绘本《威利的画》中，就隐藏着历史上艺术家们各种各样的形状游戏。比如其中一幅是达·芬奇《蒙娜丽莎》的变形。布朗说，达·芬奇曾对他的学生们建议，如果去看一段很老的墙面，你会看到上面的各种裂缝和污渍，而如果看得足够久，足够投入，就会在这些裂缝和污渍中发现怪兽、战争，乃至整个世界。他照此去看《蒙娜丽莎》，发现这幅画的背景里隐藏着各种事物，这是达·芬奇的形状游戏。布朗索性在这幅名画上也玩起了形状游戏，这一次小猩猩威利是画家，他把蒙娜丽莎变成了大猩猩，在她的怀里塞上了一个玩具威利，也像达·芬奇一样在背景里放入各种各样的东西，狗、假牙、牛角面包……那是威利眼中的世界。
有时候，形状游戏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安东尼·布朗有一本书叫《隧道》，是关于一对哥哥和妹妹去隧道探险的故事。哥哥一开始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很勇敢，但他越来越害怕，在隧道另一端变成了石头。妹妹实际上比哥哥更害怕，但她还是穿过了隧道去救他。当布朗第一次把这本书拿给哥哥迈克尔看的时候，迈克尔一下子就认出了：“这不就是我们俩小时候爬过的那个隧道吗？”布朗这才意识到，这个故事源自他儿时的真实经历。那时候他们总是去家附近的一个废弃公园玩，那块地的中央有一个很深的洞，洞的上面随便地盖着几层金属板，正下方横着一个隧道。如果扔一块石头进洞，都听不到声音。当地的男孩子们为了证明自己不是胆小鬼，都要打开金属板，用手抓住地面上的草，把自己的两条腿荡进那个隧道。隧道非常窄，非常黑，要匍匐着向前爬，到尽端再转身，爬到洞口下方必须再用力把自己拉出地面。如果稍不小心，脚下一滑，就可能再掉到洞里。当布朗和哥哥看到《隧道》这本书时，才第一次承认，当时他们是多么地害怕。他觉得，小时候的这个隧道有点像一个抽象图形，之后的《隧道》故事并不是一五一十地复述，而是对它进行了一些变形。这是形状游戏的升级，不只在纸面上玩，也在头脑里玩。
安东尼·布朗说他现在还在乐此不疲地玩形状游戏。“其实当我们画一幅画、写一段故事、作一段曲的时候都是在玩形状游戏，它的本质是创造力。但是大多数人长大了都把它丢掉了。”
缺陷的父亲：母题
安东尼·布朗自己的故事开始于1946年的英国谢菲尔德，5岁之前他和爸爸、妈妈、哥哥一起住在爷爷开的一间小酒馆里。他还记得，晚上从他卧室的窗前看出去是巨大的高架桥阴影，总有摇摇晃晃、骂骂咧咧的醉汉在下面经过，这一荒诞场景后来多次出现在他的书里。也像他书中经典的一家四口一样，妈妈多丽丝是传统的家庭妇女，哥哥迈克尔是他最好的朋友，而刚刚从“二战”战场上回来的爸爸杰克，则一边在小酒馆工作，一边在空闲时用画笔捕捉酒馆里的有趣场景。杰克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父亲，他喜欢陪儿子们读诗，写故事，画画，而且教他们不要把画画只当成孩子气的消遣，而作为一种毕生追求。但是战争给他留下了严重的心理创伤，他常画的都是穿制服的士兵，武器，战争。“妈妈有一次走进房间，发现爸爸正在地板上与吸尘器狂暴地扭打在一起。清醒过来后爸爸说，他以为那是个德国兵。”心脏病也在侵扰着他，布朗撞见过几次他的突然发作。不过，这些阴影都隐藏在父亲强壮的体格和温和的性情之下。
17岁时，布朗依着自己的兴趣进了艺术学院，同时保留着一直被父亲鼓励的爱好——打橄榄球。画家和球员是两个看上去有点冲突的角色——橄榄球员头发都很短，穿着长长的白色裤子，而艺术青年布朗却坚持留长发，喜欢穿夸张的彩色裤子；橄榄球员高大强壮，非常有进攻性，布朗个子很小，敏感于绘画与诗歌。不过，这并不妨碍他是个好球员，因为跑得快，反应敏捷，他和哥哥一起入选了地区橄榄球甲级队。正式比赛那天阳光灿烂，全家人一起坐大巴去给兄弟俩助威，他们赢了，欢呼跳跃，去酒吧喝酒庆祝。那一时期，布朗刚刚开始和父亲争论各种问题，政治、运动、艺术，像男人对男人那样。而在他心目中，这场球赛就像真正的成人礼：“我感觉自己令父亲十分高兴，我成了他想要的那种儿子。”
这一天的象征意义让父亲的猝死充满了不真实感：“我们从球场回到家，父亲弯腰去修理一个插座，他突然滑向地面，像是慢镜头一样。然后他就开始痛苦地扭动，发出可怕的声音……一直过了20分钟，那个神一样的身躯不再挣扎，躺在一片混乱当中。我曾以为他永远不会倒下。我们几乎还没有机会争吵……”那么多年过去了，当初目睹这一幕的惊惧仍深深影响着布朗。在他日后的绘本《金刚》中，强壮又脆弱的大猩猩金刚遍体鳞伤倒地的场景就重现了父亲之死的一幕，对他来说，父亲就是现实中的金刚。父亲的突然离开让布朗厌弃了艺术学校那些光鲜亮丽的广告画，他转而迷恋人体的结构，特别是受到弗朗西斯·贝肯（Francis Bacon）深刻的影响，在贝肯的画中，人体就是一块肉，真实而血腥。布朗毕业后进入曼彻斯特的一家医院工作，为手术绘制医学插画。医学插画要求十分细密精准，他甚至没有时间来感觉恶心呕吐，只是集中精力来理解这个手术到底在做什么，这也慢慢把他从灰暗的情绪中拉出来。他后来甚至在画里玩起了形状游戏，比如在人体内脏里加一个小人，似乎在慢慢爬出手术。
离开医院，又画了儿童贺卡之后，安东尼·布朗开始尝试创作绘本。1983年出版的《大猩猩》是具有突破意义的一本，为他赢得了科特·马希拉奖和凯特·格林纳威奖，也是他以父亲为主题的第一本书。书里有两个父亲：一个是单亲家庭里长大的女孩安娜的爸爸，他总是冷漠、疏离，无论安娜什么时候去找他，他总是说现在很忙，没有时间，周末再说。可是到了周末，他又很累，还是不陪安娜。还有一个父亲，是安娜生日时爸爸送她的大猩猩玩具。夜里，玩具变成了真的大猩猩，穿上爸爸的衣服，戴上爸爸的帽子，带安娜去动物园，去看电影，去吃好吃的，去草坪跳舞。这个父亲仿佛是想象中的，是一个梦。第二天安娜醒来，爸爸把手温柔地放在她的肩膀上，对她说：“生日快乐！今天你想去动物园吗？”似乎变成了一个好爸爸。而当爸爸一转身，他口袋里有一个香蕉露出来。这到底是大猩猩还是爸爸？这个爸爸是真实的吗？安东尼·布朗并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答案。他告诉我，创作《大猩猩》的时候，他的妻子正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孩子。现在回头看看，可能当时是想表达自己不想成为什么样的父亲。
出版了几本绘本之后，有读者发现了问题：“为什么你总是在书里对父亲那么严苛？”布朗一开始对这样的指责有防御心理，但后来他发现，人们说得没错，他书里的父亲确实总有各种缺陷：在《汉泽尔与格莱特》中，爸爸无比软弱；《大猩猩》里的爸爸疏离冷漠；《朱家故事》中的爸爸懒惰到变成了一头猪；《动物园》里的爸爸则像个小丑，总在闹笑话。布朗意识到，他让爸爸们的日子那么不好过，其实一个原因是他还在生父亲的气，气他在那个成人礼般的日子无征兆地离开。
直到有一天，布朗在妈妈的旧箱子里发现一件黄色格子图案的旧睡袍，那是爸爸以前经常穿的。他把睡袍抖开，挂上，遥远而熟悉的感觉一下子回来了，他仿佛又变成那个5岁的小男孩，在他眼里自己的爸爸无所不能。布朗决定写一本“好爸爸”的书，这就是充满温情的《我爸爸》。
安东尼·布朗并没有一直在书里说“我爱爸爸”，但每一页又都在用不同的方式说爱。给他灵感的那件旧睡袍是一个视觉主题，爸爸穿着它变成各种形象，也是在用睡袍玩形状游戏：“他像大猩猩一样强壮；有时又像泰迪熊一样柔软；他像猫头鹰一样聪明；有的时候也会做一些傻事……”直到最后一页：“我爱他，而且你知道吗？他也爱我！永远爱我。”这本书几十年来一直畅销不衰，融化了世界各地孩子和父母的心，也让安东尼·布朗终于在心里与父亲和解了。
大猩猩，人类社会的投射
“你为什么总是画大猩猩？”这是安东尼·布朗最常被问到的问题。他对此有各种解释。首先，在一个画家的眼里，大猩猩的脸有无可抗拒的吸引力。“就像老人的脸一样，上面有各种沟壑、凸起、皱纹，我曾经去动物园盯着它们看，几个小时都不厌倦。”而且，它们太像人了。“看大猩猩的眼睛，就像是在看人的眼睛一样。如果你看得够久，就好像在大猩猩的躯体里也有个人在回看你一样。”“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布朗承认，“大猩猩让我想起父亲。他高大、强壮，在橄榄球赛场、拳击台和战场上勇往无前。这让他在我和哥哥眼里像个英雄，我们都想和他一样。而他也有温柔的一面，教我们画画、写诗，陪我们玩。这和大猩猩给我的感觉一样，强大又温情。”还有一种解释来自一个在书店看他书的小男孩：“我知道你为什么画大猩猩。因为你的画就跟大猩猩一样，第一眼看上去没什么，但如果仔细看，就发觉其中的不寻常。”安东尼·布朗很喜欢这一说法，他告诉我，大猩猩是一种和人类十分相似又拉开一点奇妙距离的动物，就像是个隐喻，他一直试图在绘本中展现一个杂糅了现实与幻想的世界。
事实上，在艺术学校的时候，布朗就注意到了人与动物之间的相似性。他读了很多关于动物行为的书，决定创作一本书来表现这一主题——“人就是动物。”在这本未出版的书中，他画了一些橄榄球赛场的情景，很多源自他当时在橄榄球队的经历，人与人之间扭打、冲撞，集体淹没了个体。画面中表现的是人的行为，某种雄性社会关系，但是文字描述的是动物的行为，比如“暴力、野蛮、血腥”之类。
尽管大猩猩和人类很相似，但如果试图跨越动物和人之间的边界，把这种关系理想化，也会受到狠狠的教训。在安东尼·布朗的《大猩猩》出版的时候，有一家电视台提议在笼子里采访他，和两只真的大猩猩一起。先是熟悉的过程，他刚钻进笼子，就有一只猩猩尖叫着抓他的腿，想把他拖到笼子中央。之后一只母猩猩慢慢把嘴巴凑到他的胳膊上咬了一下，并静静地看着他的眼睛。“它并没有咬破皮，但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那是一种警告。”当摄制组终于准备好要拍摄了，布朗走进了笼子。“一只大猩猩冲向我，我友好地拍了拍它，突然之间，它狠狠地咬了我的腿一口。”布朗虽然疼得要命，但仍坚持完成录像，之后就被送去了医院。“现在我还是很喜欢大猩猩，但是肯定不会再跟它们待在同一个笼子里了。”
让安东尼·布朗这个名字真正与猩猩划上等号的，还是他书中最著名的主人公——威利，一只幼年黑猩猩。布朗说，某种程度上，威利的性格源于他自己的儿时经历，也有一些是儿童的共性。作为家里的第二个孩子，布朗的童年笼罩在哥哥的阴影下，这似乎是一场注定无望的竞争。他告诉我，哥哥很多方面都比他强，哥哥又高又壮，相形之下，他又瘦又小，简直跟哥哥和他的朋友们不属于同一类。而威利是一只生活在高大、强壮的大猩猩世界里的黑猩猩，也是个异类。人们在生活中时常感到自己是群体里的弱者，这种感受孩子尤为强烈——世界是被大人们统治的，孩子是弱小的，被忽视的，总是被哥哥、姐姐、父母和老师所左右。安东尼·布朗创作了一系列威利故事，这个胆怯而善良的小猩猩就是儿童境况的隐喻。比如在《胆小鬼威利》中，“连苍蝇也不忍心伤害”的威利被大猩猩们叫作胆小鬼，他为了让自己更强大，根据健身广告上的指示锻炼，终于练成梦想中的体格。而布朗诙谐地在最后一页安排了一个反转，变强大的威利不小心撞到电线杆，脱口而出“对不起”——他还是原来那个威利。
安东尼·布朗目前正在创作一本新书，主人公仍是威利。“威利出门去公园，天气很好，头顶只有一片云。威利往前走，这片云也跟着他走。公园里其他人都在太阳下开心地玩，只有威利一直笼罩在云的阴影里，他冷得发抖。这个故事的剩下部分就讲述他是怎么走出这个阴影的……”
我问布朗，这么多年，威利在你的一系列故事中长大了吗？他以孩子们寄来的两封信作答。一封信里问：“亲爱的安东尼·布朗，威利是你编造出来的，还是个真实存在的人呢？”布朗说，孩子们往往把威利看成一个人，而且能够超越大猩猩的面孔，看出他实际上也是和他们一样的孩子。另一封信是一个澳大利亚男孩布雷特写来的，不是给布朗，而是给威利的。他在信里说：“亲爱的威利，你不用强迫自己变得强大。顺其自然就好。”
在现实与幻想之间
在我还没见过安东尼·布朗，甚至还没去注意绘本作者的时候，原来就已经读过好几本他的书了。最有名的当然是《我爸爸》、《我妈妈》，或许因为孩子的初期绘本都是由父母选择的。我还记得，在我儿子第一次要求我给他读这两本书时，我其实很困惑，该如何对一个一岁多的孩子解释“我爸爸”一会儿变成马，一会儿变成鱼，一会儿又变成猫头鹰呢？但我发现，其实无需解释，孩子似乎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好像孩子们天生有一种能力，能够自由地在现实与非现实之间往返穿梭。
安东尼·布朗也有同感。“事实上所有的孩子都是超现实主义者，这是他们最初观看世界的方式。这也是我为什么会选择超现实主义语言去讲故事的原因。”布朗告诉我，他在上中学时经常去学校图书馆看画册，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超现实主义画家马格利特（Rene Magritte）和达利（Salvador Dali）的画。虽然他以前从未接触过这种画，却有着奇妙的熟悉感。多年后布朗的第一本绘本《穿越魔镜》就是以马格利特的名作《不能被复制》为灵感的，画面中一个男子站在镜子前，按说镜子会复制他的样子，可这面镜子偏偏不肯，映照出来的竟是男子的背影。有违常规的两个相同背影营造出一种怪诞氛围，让观者感到惊悚不安。在《穿越魔镜》的一开始，小男孩托比烦透了，他站到一面镜子前。安东尼·布朗在这里复制了马格利特的作品，让托比看到自己的背影，然后穿镜而过，来到大街上。他看到狗牵着人在散步；粉刷工刷的不是篱笆，是天空；一群唱诗班的男孩从天而降……当托比再次穿越镜子回到家时，“魔镜”正常了，可以“复制”了，他看到了镜中自己的笑脸。布朗对马格利特的迷恋也让他惹上了麻烦，在《梦想家威利》出版之后，他遭到了马格利特庄园的侵权起诉，他被迫换下了几幅直接参考的画面。不过，这并未折损这本书在现实和幻想之间自由穿梭的魔力。比如开篇威利身后的墙上挂着一幅类似马格利特《清晰的思路》的画，只不过画中的大石头埋在海面之下，没有升起来。而到了全书结尾，威利的一个个幻想都尘埃落定之后，大石头才像原作中那样飘浮在了海天之间，读者发现，这块大石头其实是威利的头像，而开篇真实坐在沙发上的威利，也隐隐消失，变成沙发上的一个幻象了。那么，到底是画中的大石头威利幻想出了真实的威利，还是真实的威利幻想出了大石头威利呢？马格利特原作的名字“清晰的思路”提供了暗示，那些画面并非虚幻的梦境，可能含有世界最真实的一面，而我们生活其中的真实世界，却可能是虚无缥缈的幻境。
在将超现实主义手法运用得越来越娴熟之后，安东尼·布朗不再像最初的《穿越魔镜》那样把幻象直接呈现出来，而是把它们放入背景，前景仍保留一个纯粹的故事。他说，这样不会打断沉浸在故事里的孩子们，而且，如果他们愿意，可以把寻找那些或梦幻或诡异的细节变成一种探险游戏，让阅读体验变得持久而复杂。比如，你会找到扭曲变形的阴影，怒发冲冠的秋天的树，天空中撑伞而来的玛丽阿姨……事实上，孩子们的确这么做了，他们往往比大人更快更多地发现那些超现实之处。
模糊了真实与幻想、光明与黑暗界限的超现实主义也让布朗开始触碰一些严肃的社会问题。比如在《大猩猩》中思索父亲的角色，《朱家故事》中探讨女性主义，《动物园》里展现现代人的困惑，《公园里的声音》则关注了贫富差距和社会分层。
但是，安东尼·布朗拒绝提供一个明确的结局。比如，常有孩子们跑来问他《大猩猩》故事后来发生了什么：爸爸真的变好了吗？或者只是安娜的一个梦？布朗总是遗憾地说他不知道。“我不喜欢说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或者是悲惨的生活，我喜欢含糊一点的开放式结局，但我会暗示他们是有希望的。因为生活就是如此。”《朱家故事》也是这样，生气出走的妈妈回来了，这个家庭从此就风平浪静了吗？布朗在这本书的最后一页藏了一个小玩笑，回到家的妈妈在修车，虽然她在笑着，可是车牌号显示是“SGIP 321”，倒过来就是“123 PIGS”（猪123），或许转变并不像期望的那么快，懒得像猪的父子三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布朗告诉我，其实这个故事是以他的一个朋友的家庭为原型的，他们家妈妈十分辛苦，父子三人都不帮忙。但当他在这本书出版之后拿给那个朋友看的时候，朋友完全没有发现这一影射，他们家之后也照旧。
“我不想只是给孩子们讲一个童话故事。”布朗说，“我希望通过绘本告诉孩子们，他们并不孤单。不管他们感到悲伤、孤独、嫉妒，还是有负罪感，都是很自然的感受。”
（感谢北京启发世纪图书有限公司副总编辑郑先子对采访的帮助。本文图片除署名外均为启发童书馆供图）
主笔/贾冬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