吏部尚书在封建时代被称为“天官”，排在中央六部之首。客观地说，历朝历代封建王朝，明代的吏部尚书权力最大，只要是关于人事任免，没有吏部尚书的点头，即便是皇帝也没有办法加以干涉。

在明代，皇帝若是绕过吏部任免某一位官员，那是不被法律认可的，官员没有得到吏部的认可，就会显得名不正言不顺。所以说，明代的皇帝比起清代来，皇权尚未达到绝对集中的程度。

进入清代以后，吏部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了，皇帝通过各种集权方式，侵夺了吏部的权限。从而使得吏部“天官”之称名存实亡，到了清中期以后，反而是户部尚书的地位不断提升，与吏部平起平坐。

那么相比于明代，清代在选官制度上发生了哪些本质的变化呢？总体来看，大致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皇帝选任官员权力的扩大、强化

明代官员按照品级不同，其选任方式被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京官大理寺以上大员及外省督抚，实行“推举制”，由大学士、九卿会同推举，拟定三至四个人选，这种制度称为“会推”或“廷推”；

二是太常寺以下京卿，以及外官布政使、按察使、盐运使等，由吏部推举二人题请补授，这种制度称为“部推”；

三是其余京官司官以下、外官道员以下，都由吏部选任，也可以说都属于吏部的选缺，皇帝、内阁几乎没有插手的余地。

可见，明代的吏部权力极大，为历朝历代之最。皇帝的人事权受到吏部的压制，即便是在会推的过程中，皇帝也仅能在三至四个人中进行选择，权力受到很大限制，局面也较为被动。

清入关后，基本沿袭明代的那套制度。到了康熙亲政以后，开始逐步废除明代那种高级官员的推举制，而实行“开列清旨”，形成高级官员化为“请旨缺”、以吏部开列人选供皇帝选择的制度。

与推举制不同，开列的人选很多，比如一个尚书出缺，按例由侍郎升任，而六部有24个侍郎，再加上其他够资格的人，就有几十个。吏部必须把这些人的名单全部罗列出来。吏部开列的人选越多，其权力就越小，而皇帝的选择范围扩大，机动性就强，专制权力也就越大。

“开列请旨”是常态化下的操作，有的时候皇帝出于私人情感，甚至不用和吏部打招呼，直接任命内阁大学士、部院尚书以及外省督抚，这种做法叫“特旨补放”。

不仅是高级官员，地方上的道员、知府，凡是皇帝认为职任重要者，也都被划入请旨缺，不再由吏部主选，这也是皇帝选官权扩大的一个重要方面。

根据《大清会典》的记载，全国道员82个，其中请旨缺占了64个；知府一共182个，其中请旨缺102个。不难发现，全国一多半的道员、知府都得皇帝亲自选任。

其二、部院长官及地方督抚被授予一定的选官权，分割了吏部的人事权。

明代时，督抚的地位无法与部院大臣抗衡，他们没有被赋予选官权和推荐权，我们所熟知的嘉靖朝淳安知县海瑞，他之所以能屡屡抗上，就是因为督抚在人事上无法对其形成制约。假如海瑞生活在清代，那么毫无疑问，他在任上绝对熬不过一年。

从康熙朝开始，相当一部分职官被划为题、调缺，留归部院本机构长官或本省督抚主选。通俗的说就是，京官和地方官中，有一些岗位被单独拿了出来，不再受吏部的约束。

以各省为例，根据嘉庆朝《大清会典》的统计，全国直隶厅22个，划归督抚题、调缺的有20个；散厅65个，督抚占了55个，吏部只有10个；直隶州67个，督抚占了54个；散州、县1440个，督抚占了401个。

虽然说大部分官缺还在吏部手中，但主要都是一些中缺、简缺，凡是地方上被划为要缺、最要缺的岗位，几乎被督抚侵占。

到了乾隆以后，地方督抚为了争夺人事权，屡屡向皇帝建议，将辖区内的很多中、简缺改为要缺或最要缺，其目的就是把这些州县更改为题缺、调缺。

皇帝也意识到督抚争权的弊端，便出台了一个新的措施，就是督抚推举的人选，必须经过吏部的审核。正是多了这么第一道程序，督抚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吏部的制约，保持了双方的平衡。

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逐渐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中央人事权不断下移，以湘军集团为首的地方实力派督抚，只需一纸奏章，就可以轻易保举道员、知府乃至布、按。

两江总督曾国藩巅峰时期，朝廷对其十分倚重，凡是全国督抚选任，都要征求他的意见，曾国藩为此战战兢兢上了奏疏，说自己不过是一个两江总督，岂敢干涉外省督抚的人事任免。

由于晚清督抚权力的膨胀，旧的体制被突破，中央失控，出现大量任用私人的现象，又由于某些督抚任职时间较长，形成了私人性集团势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