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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所谓学问，它的内向形式，指的主要是以安身立命为目的的正心、诚意、修身、养性等伦理道德观念和规范；外向形式，指的主要是以安邦治国为目的的经世致用之学，与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是有差异的。这是因为，由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势所决定的中国传统文化，从它的滥觞之日起，追求的就是顺应自然，天人合一，而不是怨天役物。中国山水画是为中国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它每时每刻。一笔一墨都表现出人与自然亲和的精神，就是自然而然的、天经地义的、不可逃避的。作为元四家之一的吴镇，当然也不可逃避。
然而与许多中国古代文人画家都有过入仕的经历不同，吴镇一生隐居不仕，也不喜与达官贵人结交。他性情孤僻，志行高洁，每以梅花自喻，并且在宅院周匝遍植梅花，因自号为梅花道人、梅道人，梅花和尚。梅沙弥。即使在他画成之后，仍不以此为倚仗与官宦名人富贵者往来，甚至即使为同行同好者，也很少走动。例如元四家中其他三家的黄、王、倪，交往甚多，互有题赠，画风也互相影响。唯吴镇，虽与三家互相钦佩，过从却并不稠密；画也多是自画自题，很少有当时其他画家文人为他题诗，这也是他的孤峭性格使然。但吴镇是孤峭高洁，并不是自绝于人尘。遇有知己识者，他还会主动作画相赠。
《沧螺集》有记云：“从其取画，虽势力不能夺，惟以佳纸笔投之案格，需其自至，欣然就几，随所欲为，乃可得也。”
昊镇的画，与元四家中黄、王、倪三家皆喜用干笔枯墨不同，独喜用湿墨，且五彩俱备，使画面浑然天成。如《洞庭渔隐图》一样，吴镇作山水，画面上多出现渔翁，有的还直以《渔父图》名之，这并不是调度画面之需的技术性点缀，而是寄托着他的心性，甚至我们把画面中隐于世外的渔翁理解成是他自己也未尝不可。
然而《洞庭渔隐图》以浓淡有变的湿墨勾近坡远山的轮廓，披麻皴之，湿墨衬染，焦墨浓墨点苔。构图上采用一河两岸的形式，景近下而远上。这种构图方式，我们在赵孟类的作品中已经可以看到，至倪云林，已是采用的最普遍的形式。然观吴镇此图及其他多幅画作，似可以说，这种构图法是成功于吴镇的。
实际上将文人画与画工画截然分开，像井水与河水那样互不相干是非常困难的。即如董其昌所推崇的，文人画最高成就的代表者米芾而言，他画山不勾轮廓，而仅似侧笔卧点，以点的叠垛使成为山。但这并不是说他的点鲁莽灭裂，虽然不勾，胸中已是先有了山的形势的。同样，画工画也不尽是相生之技，它也追求情趣。固然画无意气则格不高，而如果形陋，则格怕是也难以高得起来。所以纯粹的、绝对的文人画、画工画恐怕皆不存在。
王蒙的画可以视为一例。作为元四家之一 ，王蒙的画于当时也好，于后世也好，成就与影响不凡当是不需要再说的。一般论者认为，他的画技之全面和纯熟，画作面貌之多样，前无古人，似也大都认可后无来者的说法。王蒙之后的明清各家，没有学习过王氏画法的人似是不多。
但一般论者，甚至一些从王蒙那里学习了技法的人还认为，如果将王蒙的画与米、倪相比较，则王画仅反映出了苦功高于米、倪，而画格则米、倪高于王。并由此得出结论，说可见才分高低不在于功力深浅，而在于情怀的雅俗。此论是否恰当，兹采用避难就易之法。
既舍不得官职，又不想放弃在山林中弄笔的逸致。出则以儒家的进取为规，隐则以道家的超脱为范，力图鱼与熊掌兼得。其昌誉为“天下第一王叔明画"的《青卞隐居图》,笔法上是细致柔密的披麻、解索夹以斧劈；墨法上是浓淡枯润兼具；构图上是由山脚下的树丛之一树一态一枝一法一叶一技向上，山石树木、雾霭流水、屋宇楼阁，无一漏者，可谓是各种笔法、诸般墨趣、万千景物，什么都想保住，什么都舍不得丢掉。王蒙在画作中反映出来的他处世行事风格，设身处地想一想，也不容易，真是难为他了。可见人生之事，即如取得了大成就者，也难免有不如意。
中国绘画中的人物画注重传神，人所皆知。但人物画注重传神，并不能说明中国画的特点，因为西画人物，也讲究神态。能说明特点的，是山水花鸟画，也以传神为最高标准。而木石山水，何以有神？问题在于，“神”就是绘者所写对象的精神，而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本观念，是“天人合一”,所以不论所写者何，就都有了神。问题还在于，中国绘画的所谓“以形写神”,差不多是“以形媚道"的同义语，因为所写的“神”,并非仅局限于对象的精神，而是从对象身上所体味出的宇宙精神。
有这样一段话：“画之为用大矣。盈天地之间者万物，悉皆含豪运思，曲尽其态。而所以能曲尽者，止一法耳。一者何也？传神而已矣。世徒知人之有神，而不知物之有神。"对这段话的体会，起码应该有这样一点，是“天人合一”的文化思想模式，是从总体上体察世界万物，不纠缠于枝节，也不过多地纠缠于形，然后径取于神。
我们经常听到有人说，某某人是画匠，而非画家，画里充满了匠气。起初对这样的评价，并不能深入理解，只认为是俗与雅的关系。至此看起来，是否传神，可能是匠与家的区别所在。只强调画作形似，而不能使之传神者，当为匠人或者匠气。
关于文人画，历代已多有评说，概括来讲是指不看重形似，而崇尚抒发意气：作画的目的不在于作画和作出的画，而是为了遣兴的绘画形式。但有一点可以依照文如其人之理，由王蒙的画看出些端倪来，是其人做事非常谨慎，以求万全。他生活的年代是元明之交时期，局势动荡。他选择的作法是安则出来做官，乱则隐入黄鹤山中去。
参考资料《中国国画名作100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