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区域经济 ID：quyujingji」
徐生霞 刘强 陆小莉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统计学院，北京 100070
摘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态变迁既反映了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演变, 又为新阶段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新的思路，因而对区域协调发展有着深远影响。通过聚焦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所呈现出的非线性、阶梯型、空间辐射异质性等特征，利用1992—中国省域非平衡面板数据，运用半参数、有序Logit响应和空间SARAR面板进行建模，以此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变迁中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应进行了分析，同时结合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从省级层面对中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进行了等级划分。研究发现：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抑制作用呈现出明显的非线性态势；从分类结果看，不同地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在不同时期呈现出较强的阶梯型特征；从空间效应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经济空间辐射作用强于地理区位。此外，虽然技术水平、教育水平和城镇化水平的提升在不同程度上可以缓解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带动下的经济高质量发展是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关键。
关键词：区域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空间辐射；非线性关系
一
引言及相关文献评述
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经济的发展进入了新常态，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了转变，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得到显著提高，但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依然突出。在新常态下，中国经济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必须顺利完成增长驱动力的转换，积极推动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这本质就是一个结构转换过程，即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对应不同的产业结构，要想实现区域经济综合实力的提升，离不开区域内部产业结构调整的推动，并依赖于区域之间产业的经济联系与合作。中国幅员辽阔，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从过去到现在一直存在，这就决定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不同的领域各有侧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各有不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动态变迁既反映了一个区域经济发展的演变过程，又为新阶段经济发展质量的提升提供了新的发展思路，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进程中扮演着不可忽视的角色。但遗憾的是，学界对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的作用关系这一问题探讨并不多。
现有文献主要从两个方面对二者关系进行间接探究：其一，地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研究方面，即围绕产业结构的演变过程与地区经济发展趋势（干春晖等，；Drucker et al.,）、产业结构变迁与地区政策引导关系（Becker et al., ；刘强 等，）、具体地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率测度中的经济贡献（Holcombe,；琼 等,）等进行。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地区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具有很强的正向关联性，即经济的快速增长与产业结构的加速调整是齐头并进的；第二，合适的区域产业政策是调整产业结构的基石，地区政策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具有重要的引导作用；第三，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率呈现出区域差异，与各地区产业发展环境息息相关。虽然上述文献为区域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关系的研究提供了基础条件，但在地区要素禀赋效率提升、经济高质有效发展和产业分工协作合理等多要求融合发展的情境下，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关系的研究相对较少。
其二，产业结构联动发展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关系的研究方面，主要以产业结构的区域差异性分析为导向，从产业结构的内部依存关系入手，通过交换关系将产业结构联动以专业化分工的形式体现出来，得出区域内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明显缩减的结论（Long et al.,）；进一步地，考虑区域产业分工体系形成机制的特点，通过构建区域间、产业间及跨区域产业结构的联动模型，得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缓减与产业分工合理化之间具有显著关联性的结论（Azapagic,;王德利 等,）。上述文献创造性地对产业经济联系与合作、产业分工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的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但在追求区域经济、创新、生态和公共服务等综合发展的视角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效应的研究仍存有空缺。此外，上述文献关于区域发展不平衡和产业结构关系的刻画均以指标间的单一线性假定为前提，忽略了变量间错综复杂关系，而这种复杂关系在实际研究中往往存在。本文基于Gumbel Copula连接函数的非线性理论，对指标间的复杂关系进行了量化分析，并从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维度，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效应进行了分析。
近年来，也有一些文献涉及某个具体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趋势关系的研究，包括金融与以产业结构变动为特征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梳理（蔡红艳等,；宋维佳 等，）以及环境约束、资源差异与区域产业结构转型关系的研究（Kheder et al.，；Caiet al.，；李虹 等,）；还有一些考虑地理特征的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影响因素的探讨（焦勇，；许汇文 等，）。但上述研究均未涉及对以下两个方面的探讨，未能系统地揭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应：第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作用效应以直接总效应分析为主，忽略了对时间与空间维度相结合的分解效应探究；第二，综合考虑产业经济因素与地理发展因素相结合的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研究相对缺乏。
从可查阅的文献看，对区域发展不平衡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之间关系的研究有以下几点不足：第一，研究视角上，大多以经济增长与产业结构变迁关系为主，而不同区域产业结构和经济发展水平往往存在明显差异，从而忽略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视角下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效应的研究；第二，研究内容上，以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两个维度作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测度的研究成果有不少，但基于这两个维度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关系的讨论相对较少；第三，研究方法上，现有研究多以线性因果关系的面板分析为主，忽略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之间非线性影响效应的存在，也忽略了对二者之间空间辐射效应的考察。
本文主要的工作和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抓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系统特征，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这一动态优化的、包含多重功能总体的演变特征纳入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研究框架中，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作用效应进行了梳理；其次，充分考虑区域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地区依赖性与空间异质性，分别从产业结构变迁的时间阶段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等级分类、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非线性与空间辐射性等特征出发，构建了半参数面板模型、有序Logit响应模型以及空间面板SARAR模型。因而，本文试图从研究视角、内容与方法有机统一的框架中分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应，以进一步探究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
二
影响关系与模型设计
（一）影响关系探究
1.核心经济变量的测度
在现有文献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内容进行研究综述的基础上（周玲 等，），本文提出两视角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测度体系，分别从经济发展和综合发展两个视角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进行测度。其中，在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方面用各地区人均GDP在全国人均GDP占比的绝对离差来刻画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即相对变异程度（drv）：
式（1）中，drvit表示第i个地区在t时期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变异程度；git为第i个地区在t时期的人均地区生产总值；Ct是t时期全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其中，综合发展的不平衡方面用区域综合发展不平衡指数irsd表征，本文借鉴徐生霞等（b）的办法，从经济发展、创新能力、生态环境、公共服务等四个维度出发，利用因子分析法对其进行测算。
依据配第-克拉克定理对产业结构的表述，综合现有文献关于经济体产业结构的动态调整与转型升级所包含的产业结构合理化（res）与产业结构高级化（adv）两个维度的描述（干春晖 等，），本文使用考虑产业分布均衡特征的合理化与产业优化提升程度的高级化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进行综合表征。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借鉴刘和旺等（）、李虹等（）的办法，用Theil指数进行计算：
式（2）中，i=1,2,…,n表示第个地区（省市区），j=1,2,3代表第j个产业，t=1,2,…,T代表第t年，resit表示i地区在t年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yijt为第i个地区第t年在第j个产业的产值，Yit表示第i个地区第t年的总产值，lijt为第i个地区第t年在第j个产业的从业人员数，Lit是第i个地区第t年的总从业人员数。
产业结构高级化借鉴李虹等（）、焦勇（）的办法，用各地区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占比表示，即advit=yi3t/yi2t,其中，yi3t为i地区第三产业在t年的产值，yi2t为i地区第二产业在t年的产值。
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关系
从既有研究结果看：一方面，倒“U型”变动趋势的区域经济增长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呈现“梯度型”波动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二战后美国产业结构从“一、三、二”到“三、二、一”的变迁过程，是对中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所呈现出的非线性、阶段性波动变化势态的映射（张辉等，；李钢 等，）。
从剔除随机影响效应的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HP滤波数据呈现结果看（见表1）：合理化经历了“先增大-后减小”的变化趋势，反映了中国产业结构分布从不均衡逐渐向均衡调整的动态变化过程；高级化表现为“先增大-后减少-再增大”的“波浪型”变动趋势，表明中国产业结构在技术推动下主导产业表现为第三产业与第二产业的交替变动过程。综合来看，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在时间上的演进特征具有相似性，从而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之间直接关系的研究提供了现实基础。
具体而言，1992年为中国正式实施转型改革的起点，“九五”计划时期以前，中国的经济发展主要依靠资源驱动、外延式扩张的粗放经济增长，“九五”计划期间产业转型升级政策主要以“普适型”为主，虽然“十五”计划时期，经济结构矛盾问题日益突出，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已经被摆在了突出的位置，但是这十年之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减缓作用还未凸显；“十一五”规划期间是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的重要时期，配套的区域产业政策发展以“专一型”逐渐体现，相应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开始呈现下降趋势；“十二五”规划时期，随着全面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的推进，区域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解决取得了一定的突破，而在此期间高级化水平从0.455跳跃式下降至0.364，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回升提供了基础解释；以为分界点的“十三五”规划前期，产业结构不断从第二产业调整至第三产业，且随着第三产业产值的增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不断提升，同时区域发展不平衡水平有所减少。换言之，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有效地抑制了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程度。
（二）计量模型设计
在前文影响关系的分析中，得出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存在阶段性特征的结论。针对1992年和两个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节点，从1992—和—两个阶段的标志性特征入手进行计量模型的设计。先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所呈现的倒“U型”趋势与阈值效应（徐生霞等，a），综合考虑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的非线性变迁轨迹，本文提出用既允许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作用随着不同地区的不同而不同，又允许解释变量对被解释变量的非线性作用的半参数模型，进而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关系进行量化分析：
式（3）中，i=1,2,…,n代表地区个数，t=1,2,…,T代表样本年份，drvit为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α0是截距项，Z是除核心解释变量之外的所有解释变量的矩阵向量，β为相应的待估参数，f(xit)是解释变量xit的光滑函数，本文分别用产业结构的合理化（resit）和产业结构的高级化（advit）来表征，用以反映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非线性作用，实际估计中，f(xit)是随机扰动项。
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过程是波动起伏的，其连续性和稳定性不足，呈现出一定的“梯度效应”。针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程度等级分类特点，本文构建有序Logit响应模型探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应：
式（4）中，i=1,2,…,n为样本量，irsdi是区域综合发展不平衡程度，具体参见徐生霞等（b）的研究设定，j=1,2,…,k代表irsdi的分类个数，X为解释变量的矩阵向量，βl(l=1,2,…，h)为待估计参数，进一步简记为：
式（5）中，εi满足均值为0、方差σ2为的独立同分布假定；irsd*i是一个隐变量，与真实值irsdi之间存在以下关系：
其中，γ1,γ2,…,γk-1称作阈值，为区域综合发展不平衡程度等级划分的区间分界点。区域发展不平衡等级为j的概率为：
最后，针对区域经济增长差异所存在的“连锁效应”，提出将“位置”因素纳入模型设计中，构建了分别考虑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的空间面板模型，旨在进一步探析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空间辐射效应：
式（7）中，irsdit代表第i个地区第t年的区域综合发展不平衡程度;α为截距项;λ为待估参数,表示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的空间传导效应;Z为其它解释变量的矩阵向量;β为变量对应的待估参数;uit为服从一般高斯假定的随机扰动项；W为空间权重矩阵。
W的计算包括地理距离和经济距离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为基于邻接关系测度的地理距离权重Wg，即Wg={wij,i≠j=1,2,…,n}，当第i个地区与第j个地区相邻时，wij=1，否则wij=0。特别地，当i=j时，wij=0。第二个层面为基于经济发展依赖性考虑的经济距离权重We，本文提出用Copula连接函数下刻画的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之间非线性关系系数矩阵来表征，即We={ncij,i≠j=1,2,…,n}，ncij为第i个地区与第j个地区的人均GDP的非线性相关系数的绝对值，由Gumbel Copula函数给出的Kendall秩相关系数计算，即：
式（8）中，CG(u,v;α)=e[(-lnu)1/α+(-lnu)1/α]α，α为待估参数，特别地，当i=j时，ncij=0。
三
实证结果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指标设置
本文的基础数据主要来自1992—《中国统计年鉴》，三次产业就业人数来自中国31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各地区统计年鉴，生态能源指标来自《中国环境统计年鉴》，在实际GDP折算时涉及的GDP平减指数来自《世界银行》，相关变量的数据描述见表2。
被解释变量为区域发展不平衡（IRD），包含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drv）和区域综合发展不平衡程度(irsd)两个方面，实例分析中，分别用来1992—和—两个不同研究阶段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的刻画指标；核心解释变量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TUI），包含合理化(res)和高级化(adv)两个维度，实例分析中，分别作为反映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两个不同的方面。
其它解释变量的选择旨在从不同领域、不同规模、不同强度的视角出发，以深入探析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具体设置如下所述。一是技术水平（tech），反映的是技术进步与科技发展水平的综合能力，本文选用技术市场成交份额这一样本期间逐年增长相对稳定、综合反映科技市场现状的指标进行表征。二是教育水平（edu），一般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受教育程度，现有文献关于该指标的刻画主要从基于微观数据库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杨克文 等，）和基于宏观数据库的高等教育人数（刘强 等，）两个方面展开，本文选择每万人中在校高中生人数这一在宏观数据库可查找、动态数据可获得、样本期间变化幅度较小的指标作为表征。
三是城镇化水平（urb），这是反映一个国家或地区生产力发展、科技进步、产业结构的多方协调发展的重要标志，一般用城镇化率来表征；中国城镇化率从的49.95%上升至的59.58%，逐年的变化幅度较为平稳，所以选择城镇人口与总人口比重的城镇化率作为本文的控制变量之一。四是资源分布（sou），这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发展的基础，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各地资源分布不均衡现象较为普遍，而水资源是人们赖以生存的必然因素，近年来在各地的分布逐渐趋向平衡，故本文选择离散程度较小的人均水源量作为资源分布的表征指标。五是基础设施（inst），这是保证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社会经济活动正常运行的公共服务系统，是社会活动存在与发展的物质基础，其表征指标包含交通、有电、水电等多个方面，本文选择每万人拥有公共厕所数这一离散系数小的指标对基础设施进行表征。六是经济发展水平（gdp），这是从不同时期、不同规模来反映经济发展“量”与“质”综合现状的核心指标，也是社会经济现象分析中各种指标计算的基础，遵循经济发展刻画的一般规律，本文选择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指标（基于经济规模的测量）对经济发展水平进行表征。
（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应分析
1.产业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经济影响效应分析
在构建半参数面板模型之前，先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影响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效应是否存在非线性进行检验。由于数据量过大，在图1中仅展示1992—部分地区数据图形（以北京为例），从而给出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之间波动起伏的非线性变动关系，初步断定构建半参数模型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在此基础上，将技术水平（tech）和教育水平（edu）作为控制变量引入式（3），对模型进行估计。为了对估计结果作进一步的对比分析，在半参数模型估计之前，依据同样的变量设置将参数面板模型进行了对应的估计，结果见表3。普通的参数线性面板回归模型估计结果由表3的模型1—3反映，其中，产业结构合理化在模型1和模型3中均表现为负向作用系数，即随着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的不断增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相对变异程度趋于减小，但是这种效应会受到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制约，而合理化系数的绝对水平在模型1的基础上减少了0.02（模型3）；产业结构高级化在模型2和模型3中表现出正向影响效应，即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的提升会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程度，这显然与一般经济意义不相符。此外，模型1至模型3的拟合优度χ2取值和广义交叉GCV取值相对较大，因而参数面板模型对本文研究数据的拟合效果与解释能力较差。
基于样条函数估计的以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为核心变量的半参数面板结果在模型4—6中进行了展示。其中，控制变量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较为稳定，表现为技术水平对IRD的正向影响效应显著，作用强度从0.16下降至0.013，教育水平对IRD的抑制作用有所回落。需要强调的是：一方面，虽然技术水平对IRD的推动效应主观上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认知，但其增长与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密不可分，而合理化和高级化对其作用系数的减缓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教育水平的提升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抑制效应十分显著，但教育水平的提升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效应，其作用系数在TUI的冲击下有明显的减缓。总体上而言，模型6将合理化和高级化同时作为TUI的表征变量，基于GCV得分和模型拟合优度取值，模型6的估计结果相对最优。
如图2所示，虚线部分为估计曲线的置信上、下限。左图给出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非参数拟合曲线，这表明随着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增大，区域发展不平衡总体上呈现出先减小后增大的趋势，但是其变化起伏较为复杂，第一个谷底出现在8%左右，然后开始上升到第一个波峰10%开始下降，随后一直处于波动变化的情况，直至最后一个谷底出现在31%，即不同的产业结构合理化程度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应呈现出“波动式”的阶段特性或者非线性的门槛效应。右图中，产业结构高级化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作用关系较为复杂，总体上表现为波动减少的势态，尤其是在第三个波峰至第三个谷底的非线性作用强度开始减缓，而高级化水平在2.8至3.6之间波动；进一步分析发现，第三产业产值维持在第二产业产值的2.8到3.6倍之间是有效抑制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程度的相对最优选择。随着第三产业产值比重的持续提升，这种抑制作用不断减弱，反而成为正向促进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一个助推力，从而不利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
总体而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作用效应受到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共同影响，并且这种影响存在一个相对最优的作用范围，进一步探究这个范围的临界值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关键。从经济方面来看，产业结构高级化是第三产业产值与第二产业产值的比重，反映的是产业转型升级的水平，合理化是三次产业产值分布均衡情况的度量，而二者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直接效应均不可忽略，所以在区域经济政策的制定中，既要重视高端技术产业的作用（如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又要重视区域内第二产业的综合发展（如传统制造业），因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既注重高级化又调控产业的合理化发展，从而缩小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程度。
2.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综合影响效应分析
关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研究，涉及的内容较为复杂多样，覆盖范围也较为宽广，这是区域经济发展研究必不可少的子课题之一，同时也涉及“区域性”特征的地理概念。本文围绕上述特性，在控制其他影响变量的前提下，从考虑空间效应和不考虑空间效应两个方面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综合影响效应进行分析。
（1）不考虑空间效应的有序Logit响应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在构建有序Logit响应模型之前，需要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综合指数irsd进行离散化有序分类处理，基本解决思路是：首先，将—irsd取值按照地区进行K-means聚类，其中，聚类中心为三个；其次，将31个省份按照新三大地带的划分结果与聚类结果进行匹配比较分析，选出不同分类中重复出现的省份；最后，将三类中均未出现的划分为一个类别，并为四个类别进行赋值。如表4所示，将31个省份按照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划分为四个等级：第Ⅰ类（irsd取1），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相对最低的省份，即北京、天津、辽宁、山东、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九个省份；第Ⅱ类（irsd取2），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较低的省份，即安徽、重庆、湖北、湖南、江西、陕西、宁夏、山西、河南、广西等十个省份；第Ⅲ类（irsd取3），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较高的省份，来自聚类结果与新三代地带不匹配的省份，即黑龙江、吉林、河北、海南、四川、甘肃、云南、贵州、内蒙古、新疆、青海等十一个省份；第Ⅳ类（irsd取4）是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最高的省份。
各类概率转移结果显示，落入第Ⅰ类概率最高的省份为北京、江苏、山东和广东，而这四个省份作为中国经济与外贸的大省，担负着全国产业转型升级“领头羊”的角色，并逐渐形成以各自为中心的产业集群，不仅加快了产业转型升级的步伐，提高了各地经济增长质量，也为各产业集群内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的缩少提供了保障。落入第Ⅱ类概率较高的为吉林、广西、四川、宁夏等四地，而吉林和四川则以较大的概率转移至第Ⅱ类。究其原因，之前吉林的比较优势产业大多集中在低技术产业，四川产业发展的初级化与低端化阻碍了产业转型升级的进一步实施，而近两年来，随着战略新兴产业与“互联网+”组成的“高技术-高联通”产业链的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了重大的突破，并有效提升了区域的协调发展水平。以较大概率落入第Ⅲ类的是山西、贵州、甘肃和青海，而山西以一定的概率转移至第Ⅲ类，这与近年来“山西经济增长率的下降、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降低”密切相关。然而，西藏以绝对大的概率（接近于1）落入第Ⅳ类，而其它30个省份也以绝对小的概率（接近于0）出现在该分类。
表5中的模型1—3给出了有序Logit响应模型根据式（6）进行参数估计的结果。将产业结构合理化作为产业转型升级的表征变量时（模型1），其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综合抑制效应依然显著，并且随着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教育水平与经济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抑制效应变得更强，表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显著提升是有效抑制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动力。将产业结构高级化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模型2），其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综合影响效应表现出微弱的正向性，但是这种正向效应随着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会变得更弱。换言之：一方面，产业结构高级化的推进离不开技术水平的提升；另一方面，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显著缩少需要以技术为主导的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大幅提升作为支撑。将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同时作为核心解释变量时（模型3），合理化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负向效应增大的同时，高级化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正向作用系数也明显增大，表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冲击效应受到了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共同作用。换言之，在中国省域发展不平衡程度的等级分类中，将合理化与高级化的影响效应一起纳入考察才是关键。
图3中存在前三类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等级中具有代表性的省份（北京、安徽、黑龙江）在四种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分类下的概率分布情况，进而从纵向比较的角度进一步对各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等级分类进行分析。北京以绝对大的概率（接近于1）落入到第Ⅰ类，且这种结果在时间上具有稳定性，同时，落入Ⅱ、Ⅲ、Ⅳ类的概率几乎为0，并未发现增涨趋势，这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第Ⅰ类地区发展不平衡程度在样本期内处于持续最低的水平，并且该类别中城市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扩大的可能性很小。安徽在不同的年份所表现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取值波动趋势较大，在之前以近于0.6的概率落入第Ⅱ类，在以近于0.8的概率转移至第Ⅲ类，但又以0.6的概率落入第Ⅰ类的同时，也有近0.4的概率落入第Ⅱ类，表明该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程度在近两年波动较大，与以来该地区经济质量提升、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深化有关。黑龙江自以来几乎以线性下降，但领先其它三类的概率落入第Ⅲ类，以后转移至第Ⅰ类，且这种转移相对较为稳定，可以认为该区域发展不平衡水平得到了有效的降低，这与“十二五”规划期间该省全体工业结构“总体调优、调轻”的转型升级理念相关，这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进一步由高向低转移提供了基础条件。此外，样本期间，除在西藏之外的地区落入第Ⅳ类的概率均为0，表明西藏地区的发展不平衡程度相对最大，需要政策的进一步支持与产业链的带动协调。
综合来看，出现这种区域经济分类变动的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该地区经济发展与综合实力显著提升或明显放缓，例如四川和山西；二是这些地区的发展受到相邻省份的地理辐射作用较强，例如城市群建设。基于此，下文中将考虑空间效应的面板数据SARAR模型纳入分析框架，以进一步挖掘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应。
(2)考虑空间效应的SARAR模型估计结果分析
在进行空间面板模型估计之前，需要利用Moran’sI 指数对ird以及影响irsd取值因素的空间相关性进行检验，全局Moran’s I 指数计算如下：
式（9）中，xi(1,2,…,n)为指标x在地区i的取值，在实例分析中，x包含表2中的所有变量，x为对应研究指标的均值，而wij为地区i与地区j之间的距离权重，本文分别用基于邻接关系的距离权重矩阵Wg中的元素wij和基于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权重矩阵We中的元素ncij来刻画。计算结果表明，所有指标的空间相关系数显著不为0，故认为空间面板数据的建立具有合理性。
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基于式（7）的估计结果如表5的模型4、模型5所示，一方面，依据邻接关系的地理加权估计结果在模型4中进行了展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作用系数均呈现出正向影响关系，而城镇化率与基础设施以负向系数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的增大起到有效的抑制作用；另一方面，依据经济发展水平的经济加权估计结果在模型5中进行展示，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作用系数虽然依然为正值，但是其作用强度显著减小，尤其是合理化从0.022下降至0.012，同时城镇化率与基础设施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抑制效应并未减缓。此外，就模型设定的空间效应检验结果来看，模型4与模型5中代表空间效应的参数取值分别为0.872和0.864，且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可以认为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存在空间上的传递效应，即模型设置合理。
综合来看，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的推进需要从“综合性”与“区域性”两个大的方面共同进行，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影响效应的研究是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部分。上述基于二者之间非线性、阶梯型、空间辐射性与差异性考虑的模型设定结果表明，虽然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作用效应似乎并不符合经济发展的一般假设，但是进一步分析出现这种关系的原因发现，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显现出滞后性，并且受到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均衡程度共同作用的约束。目前，中国正处于增长驱动力的转换、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差距缩小的作用并不十分显著，但这种作用效应会随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进一步推进，通过与其它政策环境的配合而逐步显现。
四
主要结论与评论
以产业结构合理化、高级化两个维度表征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为基础，根据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关系所呈现的非线性、阶段性和空间辐射性特征，本文以1992—中国省域非平衡面板数据为实证依据，通过半参数面板、有序Logit和空间SARAR模型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与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应进行了研究，得出结论如下：
第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存在负向抑制作用，且技术进步、教育水平的提升会进一步放大这种影响效应。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的持续升级，是引起主导产业不断更替、科技不断创新的关键动力，也是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影响因素。这表明，随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水平不断提升，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步伐不断推进，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可得到有效缩小。
第二，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负向作用表现出明显的非线性特征，这种非线性效应总体上表现为“波浪式”态势，并与不同发展时期的产业政策密切相关。具体而言，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作用效应呈现出显著的阶段性、异质性特征：之前，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路径几乎一致，均表现为“先加剧后减缓”的趋势；至之间，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趋于平稳，而合理化的不断推进成为调节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重要抓手；之后，合理化趋势逐渐放缓，而高级化水平不断提升成为缩小区域差距的关键动力。
第三，有序Logit响应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间，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水平相对较低的远西部地区的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最高，中西部地区次之，东部沿海地区最低。虽然城镇化水平、教育水平与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也可一定程度上减缓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但是它们的提升离不开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带动影响；此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新三大地区区域发展不平衡程度的调节作用在时间上具有较强的稳定性。
第四，空间面板数据模型的估计结果显示，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对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影响效应在“经济距离”与“地理距离”上均呈现出很强的空间辐射性和异质性。产业结构合理化与高级化基于经济距离设定的权重矩阵的辐射强度高于基于位置邻接距离，因而，地理位置并不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效果缩小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因素。
综上，产业结构转型升级能够促进资源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虽然不同地区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各有侧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方向各有不同，但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会引起区域整体主导产业的不断更替，从而推动科技创新与进步，进而带动相关产业发展，促进经济质量的不断提升，为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的研究提供新思路。
来源：财贸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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