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千多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中国文化的主流是儒家文化。
这种文化的社会功能是维护封建制度的。
特定的历史时期，它不乏积极作用，但至近代却不能逃脱其保守、陈腐、封闭的锢疾。
因此，近代中国在社会进化的过程常常表现出某种惰性。
而且，中国传统文化对西学有天然的排斥作用，因此，西方的侵略使近代中国进化处于被动地位。
近代中国进入一个遭欺凌和挨打的灾难期，也是中国人民挽救民族危亡和近代化的一个过程。
鸦片战争、中法战争和中日战争后，中国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丧失了经济和政治的独立自主权。
在西方侵略者双管齐下的压迫下，中国从封建国家一步一步向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的深渊沉沦。
这种沉沦引发了巨大的社会变动，也是社会巨变的根源之一。
（一）
从封建到半封建，就社会进化来说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但在这个历史过程中，中国却沦为了半殖民地。
旧的经济结构被打破了，新的体制没有建立起来，社会经济象一列破旧不堪的列车呻吟着动荡前进。
十八世纪中期，中国进入一个危机四伏的“衰世”。
长期以来，以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经济占统治地位，社会生产和流通没有进一步发展壮大，甚至萎缩，社会经济处于停滞的发展状态。
社会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掌握在皇室、官僚、地主手里。
地主阶级通过高利贷、购买、强占等手段，巧取豪夺，大肆兼并土地。
乾嘉之际，和坤就占田8000余顷，占全国人口80%的农民，仅占土地及耕地面积的1%左右。
繁重的地租、税赋、劳役和高利贷使广大农民陷入极端贫困。
他们不但无力改进生产技术，无法扩大农业再生产和发展家庭手工业，而且常常连简单再生产也很难维持。
在腐朽的清王朝统治下，由于统治阶层自身的衰败，它不可能再产生什么规模宏大的影响，足以涉及到整个社会的经济结构的突破和更新。
恰在此时，西方侵略者用坚船利炮打开中国国门，商品、货币资本长驱直入。
在这种意义上，我们不得不说，西方的入侵是推动中国经济近代化的一支异军。
抛开他们的主观意图，客观上，中国封建性极浓的自给自足式经济走向解体，宣告其历史的终结。
中国出现了一批具有现代意义的工业。“洋务运动”逐步兴起，民族工业也初具规模。
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在通商口岸设立了一批近代企业，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带进了中国。
这促进了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
1872年华侨商人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创设继昌隆缫丝厂。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设立公和永缫丝厂。1882年，徐润和徐鸿福在上海创办了同文书局。80年代起，上海、厦门、天津、广州、太原、福州等先后创办了火柴厂。
在洋务运动过程中，洋务派不但建立起许多军工企业，而且也创办了众多的民用企业。
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创办了“江南制造总局、“金陵机器局”、“福州船政局”等。
在兴办军工企业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也。”
主张学习西方国家从工商致富，由富而强的途径，提出“寓富于强”的口号。
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洋务派着手经营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
这些企业包括采矿、冶炼、交通运输、通讯、纺织业等。
这些民用企业的目的是为了求富，即从赚取利润为主要目的。
企业的生产以交换为目的，并雇用大批自由劳动力，属资本主义性质。
这些企业引进西方某些先进技艺，进行近代化的机器生产，而且绝大多数在中国是首创的。
它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展现在闭塞、封建的中国人面前，这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产生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无论是洋务派还是民族企业家，他们都经受了认识上或实践上的阵痛才建立自己的企业。
虽然这些企业无论从体制上、规模上、技术上都远远落后于外国，但是这些企业的创办代表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新方向。
（二）
在政治上，西方的侵略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但这种种冲击并没有动摇清朝的统治制度。
相反，这种冲击使清朝从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沉沦为半殖民地国家。
甲午战争后，慈禧太后在洋人压力下卖弄新政，从经济、文化、军事提出一系列改革，但这时新政调子已失去了激动人心的作用。
资产阶级革命家陈天华曾说：
“清政府及前庚子年闹出了弥天大祸，才晓得一味守旧万万不可，稍稍行了些皮毛新政。其实何曾行过？不过借些掩饰国民耳目，讨讨洋人喜欢罢了；不但没有放出一线光明，那暗反倒加了几倍。”
（三）
不管是那一个国家，近代化都是一个包括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同时发生激烈变化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三种层面在时序上可能有先熟后熟的差异，但在广义上它们必须形成同步关系，令人尴尬的是，近代中国总象个跛子，总不能保持一定的平衡。
它既要在救亡中求进步，又要在进步中求救亡。
清政府已腐败昏庸，对外界的变化发展近乎盲人和聋子。
中国脆弱的资产阶级便承担了这一历史使命，然而，他们又力不从心。
当面临经过产业革命洗礼后的资本主义力量的冲击下，近代中国只能处于应付招架的被动地位。
中国社会的进化便处于相对缓慢状态了。
但是，社会的进化是不可阻挡的。这种进化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又受到思想文化的强大影响。
近代，儒家文化已经大大衰落了，它不可能再来指导、鼓励人民进行一场大革命。
在这种社会大背景下，中国出现了一场发人深省的近代思潮。
这种思潮有极其深厚的社会根源。其中最主要的因素便是西方帝国主义的全面入侵。
其次是中国人民要求自身的独立和富强。
在这种情况下，当时开明人士提出 “中体西用”方案，企图使中国从夹缝中挣扎出一条生路。
他们要做的第一步是要唤醒民众，被封建文化禁锢了几千年的民众是不可能自发地图救亡的。
他们呼唤的民众就是有多种知识、健全的近代人。
他们在中西文化比较中发现“奴隶与国民”有着天壤之别。
奴隶和国民的本质区别固然在于有无独立意识和自主、平等、思想权利，奴隶性的突出表现则是漠然、麻木，对身家之外的事漠不关心、麻木不仁。
尤其对于国家政治大事，则表现出冷漠、超然，所谓“济人利物非吾事，自有周公孔圣人，军国要事，肉食者谋之，又何间焉。”
中国开明人士、知识分子在思想启蒙运动中做出了自己的历史功绩，但是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国民的劣根，留下了后遗症。
在西学的传播过程中，西方传教士也起了很大作用。
这种文化侵略，在道义上是应受到谴责的。
在客观上，这些侵略起了破坏作用，但恰恰是这些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旧体制旧文化的冲击才能促进新体制的出现，使人们有理由认为破坏旧、衰落的文化和建立新的、先进的文化是一种历史的进步。
（四）
恩格斯指出：
“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
民族国家的建立，为现代化提供了空间上的舞台、政治上的依托和精神上的凝聚力。
然而，无论是西方国家的资本输出抑或是文化的渗透，充其量也只能给中国外部修补一下。
虽然，自然经济已寿终正寝，但具有现代意义的商品经济体制并没有建立起来。
这样，整个社会经济处于一种混乱的复杂状态，直接导致了上层建筑的含糊暧昧。
当时，中国缺少的是真正的民族独立。
回过头来看非洲。殖民主义者给非洲留下的是一些人为的划定的边界，众多的民族国家，这些由殖民者扶植起来的民族国家为非洲的动乱埋下了隐患！
从利比里亚到索马里，苏丹到莫桑比克，十几个国家持续的内战。
非洲的贫困加剧了，社会的进化大大减缓了。
殖民主义者的侵略也给中国造成了灾难，使中华民族饱受沧桑。
但是它的入侵并没有使中国分崩离析。这不能不归功于中华民族共同的命运归属感。
有人调侃说：
“说西方侵略东方，这种说法并不准确，事实上，正是现代化侵略中世纪。”
对此，你怎么看？咱们评论区再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