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建立后，一改依靠士族门阀子弟垄断官位的前例，对开科取士十分重视，对广大热心仕途的布衣寒族有强大的吸引力，难怪唐太宗在看到新科进士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时，说道：“天下英雄尽入吾彀中矣”，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但是，由于唐代科举制度还处于初创完善阶段，存在内在制度缺陷，科举取士录取人数有限，再加上存在干谒行卷的行为，使得大量举子落第。为了追求治国安邦进入仕途的梦想，诸多落第文人抱着“不及第不归家”的理念，长期寓居于长安备考，时间甚至长达数十年，他们的“京漂”生活可谓饱尝世间冷暖。下面就结合唐代史书及相关文人记载，聊一聊唐代科举制度下落第文人的“京漂”生活，了解他们在长安期间的酸甜苦辣，揭开他们生活的神秘面纱。
唐代落第文人长期“漂”在长安的背景
隋唐时期是中国中古社会的重要阶段，虽然以“五姓七宗”为代表的士族门阀仍然占据了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相对优势。但是，隋文帝创立并由唐朝承袭发扬的科举举士制逐渐成为了王朝选拔治国人才的重要渠道，科举制度对仕途的重要性甚至吸引了大批士族门阀出身的世家子弟参加科举考试。许多有志于仕途的文人都梦想着通过寒窗苦读，实现自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鱼跃龙门之变。
但是，由于唐代科举考试还处于初创完善阶段，还存在不少不足之处。主要体现在唐朝科举取士录取比例较低，《通典》卷十五云；“其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这据统计，唐朝200多年共录取进士6610人，许多年份的进士科录取数量不过一二十人，远远不及宋朝平均每科进士录取人数数百人，堪称科举历史上录取难度最大的朝代。就使得许多俊才没有机会从科举考试突围而出，这些文人不甘心失败，屡屡应试不第不愿罢休，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大量落第的文人寓居在长安，造就了唐代历史上重要的“京漂”一族。
落第文人“漂”在长安的原因
落第文人之所以没有在落第之后，返回家乡备考或从事其他生计，其原因是多重的，既有客观原因，又有主观方面原因，归纳下来，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是唐朝举行省试和殿试与州试之间的时间比较紧凑，许多举子离家路途遥远，客观上使得落第文人如要回家备考，要耗费大量宝贵时间在路途上，实在是划不来。按照当时的科举考试安排，每年一到冬天，通过州试的文人们陆续向长安进发，准备在第二年的春天参加省试。这就要求这些文人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达京师。距离长安不太远的地方如三辅、河东、中原地带的文人还好说些，时间比较从容，但对于那些来自巴蜀、岭南地区的文人来说就需要长途跋涉。
因此，唐朝朝廷对不同地区的文人应试规定了不同的报到时间。根据《唐六典》中的记载，朝廷照顾到各地举子的路程远近不同，规定距离长安五百里以内的士子十月上旬报到，五百里外一千里内的十月中旬报到，一千里以外的十月下旬报到。这些赴考的举子们大多都在离考点、也就是礼部南院最近的崇仁坊安顿下来。在报到之后，这些举子们要在长安城熬过漫长的冬天，为开春的考试做最后的冲刺。考虑到往返家乡和长安之间的路途遥远，许多落第文人不愿意每年把大量时间花在路途上，他们干脆选择留在长安，集中时间备考为来年的省试作准备。
二是唐代科举考试前盛行的干谒“行卷”之风，使得落第文人不得不花费精力奔走于权贵门下希望得到推荐，好为来年的省试助力。由于唐代的科举制度尚处于草创阶段，许多内容尚不完善，考生考试是不糊名的，主考官除了评阅试卷之外，还存在考虑考生平时作品和社会声望决定是否录取的可能性，甚至还存在当时有社会声望或位高权重的人物与自己共同决定录取名单的现象，即所谓的通榜。这就造就了唐代文人托关系干谒的现象。落第文人之所以会选择留在京师，除了集中时间备考温书之外，一项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需要向社会名流和权贵人物推荐自己，将自己最得意的诗文撰写在卷轴上，然后托人呈送给他们，这就被称为“行卷”。 在唐代，士子固然有求于权贵清流，但双方之间却也存在互利认同关系，士子需要得到权贵清流的提携认可，而权贵清流也需要士子们的赞誉，即“凡举进士者，于先进之门，何所不往。先进之于后辈，苟见其至，宁可以不答其意耶！来者则接之，举城士大夫，莫不皆然”，这是一种普遍的时代价值观。
大文学家韩愈就是一个举子们争相行卷的对象，《唐国史补》记载：“韩愈引致后进，为求科第，多有投书请益者，时人谓之韩门弟子”。 柳宗元在《答贡士廖有方论文书》中就曾回忆道：“吾在京都时，好以文宠后辈。后辈由吾文知名者，亦为不少焉。”这种举荐对科举录取人选很有发言权，甚至足以内定名次。正如白居易《见尹公亮新诗偶题绝句》；“袖里新诗十首余，吟看句句是琼琚。如此持此将干谒，不及公卿一字书”。纵有清词丽句，还需要权贵清流的一纸荐书相助，否则，即使“蕴奇挺之才，亦不自保其必胜”。
赵璘《因话录》曾记载，广平郡的程昔范来到长安后将三卷文章行卷给韩愈，韩愈看后大加赞赏，对主持科举考试的主考官说：“程昔范不合在诸生之下。”有了韩愈这样的大家推荐，程昔范次年立即进士及第。《唐摭言·公荐》和《新唐书·吴武陵传》中就记载，太学博士吴武陵在临考前向主考官礼部侍郎崔郾推荐有王佐之才的杜牧，并诵读了那首著名的《阿房宫赋》，希望能让杜牧做状元，但崔侍郎说第一名到第五名都已定好了，吴武陵直言相对：“那就让第五名跟杜牧比一比做赋。”崔郾认输，直接向在座的所有人说：“刚才吴太学把进士第五名赠给了我。”
三是落第文人没有进士及第无颜回乡见江东父老，这也是他们落第后执意选择留在长安的主要原因之一。在唐代，门荫制度仍然盛行，真正的权贵子弟不必吃科举考试的苦，他们可以通过门荫的方式步入仕途，起点高。走科举仕途的文人大都是一般地主出身或贫苦家庭出身，他们往往把进士及第看作是自己乃至背后的整个家族未来的生存发展希望，这既是他们期望进士及第的动力，也是他们落第之后羞于回乡的沉重压力。为了自己的颜面和家族亲人的期望，许多落第文人即使是家乡离长安不算太远，也不愿意返回家乡备考，宁愿寄居于长安。以大诗人杜甫为例，才华横溢的他30多岁来到长安，不断向社会名流和权贵人物行卷，希望得到他们的推荐，但是收效甚微，屡试不第，在他“京漂”7年过程中，他始终没有返回家与自己的妻儿团聚，无颜见人是促使他作出这一选择的重要原因。
“京漂”生活对落第文人的影响
不论在什么时候，背井离乡、抛妻弃子漂泊在京师，生活大都不是赏心悦目的，处于落第状态的文人更是如此，他们往往会在长安连考数年甚至数十年，生活之艰难，精神之寂寥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京漂”生活对落第文人也不可避免地带来的深远影响。
一是“京漂”的物质生活相当艰难，使得他们饱尝生活困苦。“京漂”生活的成本代价是高昂的。隋唐时期，随着南北朝大分裂状态的终结，以及科举制度的兴起，为了在仕途上获得便利，原本据守乡里的士族门阀纷纷举家迁徙长安和洛阳附近。史称：“里闾无豪族，井邑无衣冠，人不土著，萃于京畿。”这就使得长安物价高昂，有限的社会资源与庞大的常住人口，双双拉高了消费水平。据贞元年间在长安应举的张汾自称，他一年的花销是2000贯，即200万文。这或许是特例，但京师物价之昂，也可见一斑。当年诗人顾况调侃年少的白居易，说“米价方贵，居亦不易”，虽是戏言，却也是长安物价高昂的真实写照。
《唐语林》卷三载：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顾著作况。况睹姓名，熟视曰：“米价方贵，居亦不易。”及披卷，首篇曰：“咸阳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乃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也。”因为之延誉，声名遂振。
即使是已经进士及第为官的名士们都生活困顿，如韩愈在京任国子博士时，月俸2.5万，“举族仰薄俸，有时未朝餐，得米日已晏，遭到学生嘲笑：“冬暖而儿嚎寒，年丰而妻啼饥。”就更不要说那些坐吃山空，主要靠家中财力支持的落第文人了。因为自身条件的不富裕，大多数落第士人多居住在京城或离京城较近的地区，一方面是为了减少路费的支出，另一方面可以先熟悉环境，但是一般情况下游历所居住的条件非常艰苦，这些身在他乡暂居的举子生活得过的很困难。晚唐时期文人孙樵曾经这样描述过自己当年在长安应试不第的日子：
长安寓居，阎户讽书。悴如冻灰，癯如槁柴，志枯气索，怳怳不乐。一旦有曾识面者，排户入室，咤骇唧唧。——《寓居对》
二是“京漂”生活对落第文人的精神生活带来了挥之不去的创伤。与物质生活的困难相比，落第文人遭受的精神创伤更加深刻。诸多有才华的举子多年不得如愿考中进士，在长安寄居，内心聊寂。杜甫在40岁那年，也就是“京漂”了6年之后，他进献的《三大礼赋》终于受到了唐玄宗的赞许，命其待制集贤院。“待制”相当于获得了当官的资格，但还得等候任用。这一等又是四年，直到44岁时才被授了个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职。然而，杜甫上任没几天，就爆发了安史之乱，他又失业了。
晚唐诗人温庭筠的儿子温宪写道：“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唐诗纪事》卷70）。这样的例子实在不胜枚举，他们寒窗苦读多年，忍受多次落第带来的精神折磨，最后大都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太平广记》卷74 《陈季卿》记载，家在江南的陈季卿在长安十年不第，“志不能无成归”，只好在长安给别人抄书为生。时间久了，他很是想家。有一天他来到乐游原上的青龙寺，遇到一个来自终南山的山翁，山翁听说他想回家看看，但又怕耽误了考试，山翁就作法让陈季卿回家一趟，与妻儿兄弟见上一面。他在家呆了没几天，想到考期快到，就不得不回长安。临走前分别给妻子和兄弟写诗，他动身是在“一更后”，“兄弟妻属，恸哭于滨，谓其鬼物矣”。 这便是死守长安的举子们的真实写照。
三是备考“京漂”不得不面对的干谒“行卷”之举具有双重影响。一方面，干谒现象的盛行也造就了唐诗中别树一帜的类别——干谒诗，为唐代诗歌增添了亮丽的一抹色彩。虽然干谒诗总体质量参差不齐，但是还是涌现出不少传世名作。如唐代朱庆馀所作的《闺意上张水部》：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这首诗表面意思是：昨天晚上举行婚礼，点上红烛进入洞房，第二天一早要到堂上拜见公婆。新娘梳妆完毕羞答答地低声问丈夫：我画的眉毛颜色深浅合乎现在的流行样式吗？如果不知道这首诗的写作背景，谁都以为这是一首描写新婚夫妇闺房乐趣的诗。但细看一下题目，就可以知道另有深意。此诗又题作“近试上张水部”，意思是快要考试了，作此诗呈给水部员外郎张籍。张籍是唐代著名诗人，当时又是朝廷官员。因此朱庆馀写这首诗呈送给他，希望得到他的赏识，为接下来的科考铺平道路。
另一方面，干谒之风盛行，引发了政治风气和士人风范的堕落。许多落第文人为了仕途进步，把很多精力都放在如何讨好权贵清流，对其卑躬屈膝，引发了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对此现象的担忧。唐代宗时期，主管贡举的礼部侍郎杨绾严厉斥责干谒之人，他认为如不革除干谒之弊端，“则太平之政又乖矣”。《文献通考》也对干谒举子沉迷于结交讨好权贵发出感慨；“风俗之敝，至此极矣。此不独为士者可鄙，其时之治乱盖可知矣。”从干谒奔竞引发对时代治乱的担忧。
比较典型的是唐穆宗长庆元年的科举舞弊案。当时科举取士由礼部侍郎钱徽和右补阙杨汝士做主考官。杨凭以珍贵书画贿赂宰相段文昌，请求为自己的儿子杨深之帮忙，段文昌便把此事当面托付给钱徽，并写了亲笔保荐信。翰林学士李绅也把举子周汉宾推荐给钱徽。钱徽接了太多的人情托付，实在是顾及不过来，只能按照利害关系分配名额。最终发榜之时，杨深之、周汉宾均落榜，上榜的都是朝廷权贵子弟。段文昌看到自己没办成事，面子上过不去，就向唐穆宗报告：“今年礼部科举取士不公，所取之人都没有真才实学，都是走后门的权贵子弟。”唐穆宗就问翰林学士李绅和元稹，两人都同意段文昌的看法。于是，唐穆宗就下令由中书舍人王进和白居易主持复试，结果走后门的权贵子弟全数落第，只有裴譔因为是名相裴度的儿子，“特放及第”。唐穆宗为了维护科举考试的尊严，下令贬钱徽为江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令。
四是屡试不第的文人最终对唐王朝彻底失望，转投地方藩镇效力或趁势造反。由于落第文人数量众多，有的在长安考了一二十年都没能考上，长期留在长安也不是长久之计，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怀着对朝廷的不满情绪离开长安，内心深处埋藏着对安史之乱后日益衰弱的唐廷的仇恨。一方面，到了中晚唐时期，藩镇割据局面逐渐形成，地方官僚势力开始笼络德才兼备之士，以充实自己的势力，部分落第文人为了生计，投奔了势力强大的地方藩镇，成为了这些节度使的谋主，在唐廷衰落的情况下，他们往往倾向于怂恿鼓动节度使们对抗朝廷，成为动摇帝国根基的推手。
这其中以后梁太祖朱温的谋士李振最为典型。李振出身寒门在年轻的时候聪明好学，和其他人一样参加了科举考试，但第一次竟名落孙山。李振不服气，又连着考了几次，仍是榜上无名。这使他对科举考试尤其是其中的一些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对官僚们更是极为怨恨。不得已之下投军效力，凭借自己的才干得到了宣武节度使朱温的信任，成为他得力谋士。因为自己原来曾几次应试没有被录取，一直怀恨在心，在李振的谋划下，他对朱温说：“这些官僚自命不凡，说自己是什么清流，现在最后将他们投入黄河，让他们永远成为浊流。”朱温大肆杀戮朝臣，酿成了著名的“白马驿之变”，后来又劝说朱温废黜唐朝皇帝，大大出了一口恶气。
另一方面，险些推翻唐朝统治的黄巢虽出身私盐贩子世家，却也是希望进入仕途，为此多次到长安参加科举考试，屡试不第，心中愤懑，写下过《不第后赋菊》：“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在唐末乱世之际，趁势而起，险些推翻唐朝统治，无独有偶，晚唐著名文学家皮日休也因为曾进士不第，再加上受到当朝权贵人物的歧视，最终加入了黄巢阵营，黄巢称帝后，皮日休为翰林学士，黄巢起义失败后，皮日休不知所踪。
结语
唐朝承袭隋制，将科举取士成为国家选拔人才的重要渠道，科举取士至此成为了唐朝之后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主要途径。在唐代，科举进士及第就像一块磁铁一般，不仅吸引了大批饱学之士参加科举考试，而且连那些士族门阀出身的贵族子弟也宁愿放弃门荫选择科举体系进入仕途，科举取士也为唐王朝提供了一大批人才。但是，由于唐朝科举制处于初创完善阶段，存在内在制度缺陷，科举取士录取人数有限，再加上存在干谒行卷的行为，使得大量举子落第。出于多种考虑，众多落第文人不甘心就此落第，选择继续留守在长安继续备考，有的长达一二十年。落第文人的“京漂”生活也对这些落第文人乃至王朝的兴衰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参考资料：《新唐书》、《唐六典》、《太平广记》、《唐语林》、《唐国史补》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