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朋友向笔者推荐一档网络栏目《晓说》。主持人高晓松的一句话给他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时我们都是战士！我们要战斗！”。
我一开始不理解他为什么对这句话念念不忘，因为在笔者短暂的生命历程中，看到那些生活中的战士往往都代表着两个让人嫌弃的概念“矫情”、“拧巴”。这两个词都是形容爱钻牛角尖并且乐于此事的人，而经过朋友的一番解释笔者突然也被这句话而感动了。
他说：我们在上学的时候，每天面对的并不是生活给我们带来的经济的压力。而是我们想要突破那些禁锢我们思想枷锁的固定课程还有学校中的各种奇葩规定。
而青年时代的叛逆，并不是因为这些让我们觉得难过。它们并没有对我们做什么，只是我们需要一个可以发泄我们多余精力和无处安放的青春的地方。
那时的我们骑着破旧的自行车穿梭在大街上，父母依然还在上班，一个月中给我们的零用钱还不足我们如今一天赚的多。那时没有钱，但是很快乐！是那种无比的自由带给我们的快乐，是我们有的是时间可以浪费在和可爱的人恋爱，和朋友们游戏，和自己较劲儿。
虽然在肉体上经历着贫穷带给我们的捉襟见肘，但是在精神上我们依然保有那份还没被生活磨灭的纯真。这也许就是高晓松所说的战士在战斗的真正含义——不仅为了眼前的苟且战斗，还要为了诗和远方。
先来的厌恶与迟到的热爱
当笔者因为朋友的建议而观看高晓松的节目时，突然对这个戴着眼镜拿着扇子，自以为风度翩翩实际上长相有些猥琐的哥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了解关于历史的很多有趣的话题，他能够谈论关于经济的一些道理，他阐述过很多现象背后的真相，他描述过在青春校园当中发生的过往，总之没有他不能的。而且还带着毫不在乎的心态和无所畏惧的语气，聊着一些平日里根本不会思考和接触到的话题。
刚开始看到高晓松时，他的形象和态度有些让人烦。他出身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一家人都是拥有国家头衔的各种“家”。
外公张维创办了深圳大学是两院院士；外婆陆士嘉是流体力学方面的专家、教育家；母亲张克群是著名的建筑学家；父亲高立人是清华大学教授。
总之这些身份和背景似乎他不为两弹一星等国家重要项目做出卓越贡献就是浪费生命一样。而他在谈起这些的时候，那种随意就像是在炫耀。似乎他是在强调：老子就这家庭背景，你们去羡慕吧！
尤其他说：“在他们家，硕士研究生基本等于是文盲”时语气让人吐血。要知道很多年轻人都经历过走独木桥一样的考研，为了一纸文凭日夜苦读。这些努力似乎在他看来那么的不值一提。
而且再矫情一些的理解是他根本可以天生的超然到不拿这些头衔和追求当作一回事。如果这是高晓松自己的头衔，自己的资本。那么他说出来就完全不具备那种纨绔子弟的优越感。但可惜他不是可以狭隘理解的纨绔，单凭人家自己考上了清华，全国又有多少学子没有这个能力呢？
那时为了面包奋斗的笔者完全不理解他的浪漫，只知道他是高干子弟，有着平常人没有的资源，他在利用这些资源来塑造一个自我的形象。
他可以从很多人梦寐以求的清华大学退学，他可以恣意的利用很长时间来玩音乐，他可以轻松的得到阿里的职位。总之似乎因为资源他可以不在乎那些困扰着平常人的苟且，去追求诗和远方。
如果你曾经极端的厌恶你当下的平凡生活，如果你想从每天压榨自己的工作当中解脱，如果你不想再每天利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为他人的财富奋斗。请你离开并寻找到下一个让自己安放生命之的港湾。
辞职！不顾一切的去旅游！寻找到一份热爱的事业！它一开始并不能拥有固定的收入，但没关系，因为热爱！就像高晓松喜欢的江南，那些风景如画，那些美女如云总要比清华的文凭来得痛快！
舒适圈不仅是倚靠在沙发上
最近一段时间，有很多人在谈论离开舒适圈的问题。于是网上便有了一个搞笑的视频非要反着来：这么舒适我为什么要离开？笔者想是不是大家対舒适圈这个词的基本概念认知过于偏颇了。
难道舒适圈就是倚靠在沙发上，喝着饮料享受那种废人一样的生活？如果你了解高晓松的苟且，想必会对舒适圈有更深一层的感悟。
1988年，高晓松刚刚在清华入学两个月他就萌生了要退学的念头。要知道他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进了清华读书，他有过选择。
当时快要高考了，高晓松被保送到浙大，于是他便放松下来准备过上不用努力复习就可以有大学上的日子。当母亲知道了他的这个念头的时候，便给了他一个选择：上浙大自己赚钱读，上清华家里供你读。高晓松选择了后者，以高于录取分数线60分的成绩进入了清华读电气工程。
但是高晓松并不喜欢理科，他更热爱音乐想要组建乐队。于是母亲又一次给了他一个选择：如果你在天津搞音乐能坚持一周回来，我给你组建乐队所需要的钱。如果不能坚持下来，继续回来好好念书！年轻的热血最终战胜了理智，高晓松真的拿着母亲给他到天津的车票前踏上了追求音乐的路。
来到天津，高晓松选择在天桥上卖唱，折腾了一天赚了5毛，买了包烟卷花了4毛。吃饭咋办？他要改变策略，天桥上追求音乐的人毕竟还是少数，大学校园里的男男女女们可以理解他的。
于是第二天辗转来到天津大学，饱吹饿唱了一段之后，被天津大学的保安当作流氓差点处理了。关键是要没收他的吉他！他急了：“我是清华大学的！”当然他还是没能坚持一周，被表哥带回了北京。
再次回到清华，高晓松也没有踏实的读书，整天想着组乐队的他终于在金立的介绍下认识了老狼，并和蒋涛等人组建了青铜器乐队。
几个人本着唱出自己心中的歌的想法在清华的草坪上对着校园里的美女唱歌。后来海南的一家歌厅邀请他们去那里驻唱，他们的民谣歌曲并不受欢迎，老板要求他们唱粤语歌。
那时的青铜器乐队并不明白“资本给艺术带来养份，但让艺术失去自由”的道理。于是他们的固执的结果就是被赶出来，那时甚至连回北京的路费都不够。
高晓松最终因为没钱没有回北京，而是去了厦门，在那里他和一个厦门大学的姑娘谈了一场恋爱过上了因为音乐而流浪的生活。这才有了大地唱片后来发行的《校园民谣》的那张专辑。
里面收录了《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等脍炙人口的歌曲，而他也没有忘记当年和他一起闯荡的老狼。在将歌卖给大地的时候，他唯一的要求就是主唱必须是老狼。
于是他们火了！这就是高晓松逃离的舒适圈！了解了他的舒适圈之后，似乎再也没有理由让沙发阻挡自己追求热爱事业的脚步了吧。
苟且也要，诗和远方也要，都要！
关公有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走麦城，高晓松也有。一度他因为醉驾入狱，但监狱生活并没有阻止他思考。最起码他清醒的看清了自己，他决定要做一个知识分子。
最终高晓松用他现有的资源录制了《晓说》等节目，也受到了非常大的欢迎。“矮大紧”的外号并不能遮盖他的才华横溢。谈笑风生之中他说古论今，轻摇纸扇之时他嬉笑怒骂，高晓松的诗和远方并不是想象中的画中美景，而是追求那个并不美好外表下的有趣灵魂。
说回到现实中来，诗和远方当然美好，但需要苟且的去追求。因为苟且可以填饱肚子可以满足生存的必须。高晓松嘴里的诗和远方并没有在真正的远方，而是一直在人们的心里。
也许它被苟且暂时的放置在了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有些人将遗忘了，在苟且中痛苦的挣扎着，变得麻木不仁。
有些人的诗和远方一直在呐喊，那种呐喊可能因为饿肚子而变得有些微弱，可能会因为孩子的奶粉，妻子的项链，父母的房子而变得沉默。但是只要有机会，诗和远方就会敲敲心门，向你问一句：“过的还好？还会不会想起我？”
这时的我们总会告诉它：“别着急，我还没放弃。早晚你会被苟且释放，让生命全部为你绽放。等待时机的来临，等待阅历的磨练，等待认知的充盈，等待苟且喂饱了肚子！因为我们是战士，我们还在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