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作为内容的载体，是展示内容的橱窗，不同的橱窗表现了不同的审美维度。语言的背后是作家的不同的地方经验与独特的人生经验的展示。汪曾祺小说中时常穿插着方言，有原乡地高邮小城的江淮官话，也有寄居地上海东方大都市的吴语，有下放地张家口地区的宋元古语，也有定居地京城充满京味的北京话。这些不同的方言凸显了不同地区的地域特色。
从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开始，“方言”就是一种极具特色的表现内容，它的《风》部分是对周代各地歌谣的整理。而宋元的话本小说乃至明清的白话小说更是直接将“方言”运用到小说中，这无疑为故事增添了地方色彩。近代作家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则以“苏白”书写十里洋场的声光化色。
循着文学先辈们的尝试，汪曾祺也在其具有地域特色的小说中进行方言实践。高邮话、张家口话、上海话、北京话等等这些地域方言是其小说重要的书写内容。
汪曾祺小说中的方言呈现
汪曾祺是极其重视语言的作家，不仅注重语言的雅丽，更注重语言的地域性。作为一个常年用脚探索世界的人，每当在某地有较长时间的逗留，他都十分注意对当地方言土语进行了解甚至学习。
一、带有江淮风味的高邮话
在以高邮为背景的小说中，高邮方言频繁出现。高邮话作为江淮官话的代表方言之一，展现出洪巢片（洪泽湖——巢湖）一带的语言风貌。尽管江浙一带留给人们的是“江南印象”，而江淮官话属于北方方言区的次方言，其所受的影响较为复杂。
从出生时的牙牙学语开始，汪曾祺对江淮方言耳濡目染十九年，故汪曾祺在“高邮故事”中不遗余力地展现高邮话的魅力。对他小说中的高邮话进行整理，我们可以归纳出四大类：高邮话中特有的名词、形容词、动词以及一些俗语。小说中的这些方言俗语基本上是高邮特有的，它们能反映高邮地区人们的生活、生产且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
在对方言词，即对词汇方面的运用外，汪曾祺还在“高邮故事”中展示了具有高地域特色的语汇（俗语）。深谙民间文学无尽美丽的汪曾祺，在其小说中也最大限度地展现了诸如民歌、民谣、谚语等具体的民间文学形式所显现出的鲜明的地域色彩。
首先是用谚语反映地域特色。《灯下》中，有俗语“一蟹不如一蟹”，意指越来越差。把蟹化用到俗语中，是因为高邮水产丰富，螃蟹四处可见。其次，是用民谣照见地域风俗。《水蛇腰》中，崔兰嫁给了比她家境好的朱家，人们说她：“这可真是糠箩跳米萝了！”糠、米皆是水稻加工后的产物，而水稻是水乡主要的农作物。
最后，运用民歌投射地域景观。《翠子》中，翠子教“我”唱的民谣是：“‘白果树，开白花，南面来了个小亲家……板凳板凳歪歪，菊花菊花开开’。”巴根草、栀子花、白果树、菊花都是江淮一带常见的植物，尤其是菊花，汪曾祺曾评价过：“全国有几个城市的菊花都负盛名，如扬州、镇江、合肥”。
二、保有古语特色的张家口话
长期以来张家口地区人民与山西、内蒙人民的频繁交往，张家口方言的某些特点也是山西地区的方言所有的。汪曾祺在张家口待的时间不长，但四年时间足够汪曾祺了解张家口话的一些精髓。
“张家口故事”中的方言词汇也较多。其一是名词，有“孩子”一词，张家口一带“管小猫小狗、小鸡小鸭，甚至是小板凳，都叫做‘孩子’。”这扩大了普通话中“孩子”一词的外延，将非生命事物也纳入其中，可以说是对非生命事物的拟人化。体现了使用者内心对该事物的爱护。
其二是形容词方面， 其中“偢”是张家口方言中最出名的词之一。汪曾祺用“偢”来形容王全的不谙世故，小说《王全》是汪曾祺“张家口故事”中唯一以人名命名的小说。王全的原型是汪曾祺在下放张家口期间认识的一位在农业科学研究所工作的农民。
要说起这个“王全”的特点，那就是一个字“偢”，“偢”仅在张家口一带流行。按照汪曾祺自己给出的解释，“偢”这个字是指“缺个心眼”，为人处世上不够成熟，像个小孩子。这种“偢”不是指智力缺陷的痴傻，也不是指状若小孩子般的天真，而是属于一个四十多岁的老光棍王全，一个没读过什么书的老农民的不谙世故。
除此之外还有动词方面和俗语以及民谣方面，汪曾祺也展示出张家口地区的特色。
三、饱蘸吴侬情致的上海话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大都市，其文化是多元的。自1843年上海开埠以来，大量人口流入上海。总的来说，上海话是本地方言、浙北吴语、苏南吴语这三地语言的混合，故它是吴语方言区的代表性方言之一。汪曾祺对上海话的感情是特别的，虽然他以上海为背景的小说只有一篇，但上海话却充斥着小说的大半部分。
在上海教书的那段日子，也就是这短短几个月使汪曾祺对上海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汪曾祺认为“ ‘辣辣两记耳光！’这只是用上海方音读出来才有劲”。在汪曾祺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上海话成为最亮眼的点缀。
四、充满气韵的京言京语
汪曾祺在北京住的时间最长，对北京话体会很深。他很建议后辈作家学习一点北京话，如上海籍女作家王安忆在《王安忆读书笔记》中，就讲汪曾祺劝她学学北京话。他本人对北京话也运用得炉火纯青，他的两篇小说《安乐居》《云致秋行状》入选《京味小说八家》一书就是最好的证明。一个高邮人写的作品带有“京味”，这很能说明汪曾祺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所谓“京味”，最基础的是指用北京话写北京人事。
然而汪曾祺对“京味”有更深的认识，他更看重的是一种说话时的气韵，诸如神气、劲头、“味儿”是他所追求的语言艺术目标。因为家乡是江淮官话的辐射区，他对北京话的体悟更能见出其自身的语言创作特色，从一个讲高邮话的苏北人到一个讲北京话的苏北人，这之间的语言跳跃更能见出其在方言运用上的有力尝试。
汪曾祺在写北京的小说中大量运用北京方言土语。首先，“您”在北京话中含义颇深，本来是指书面语的第二人称尊称，在北京这块土地上被泛化成日常用语。其次，除了“您”字之普遍，“儿化音”也不计其数。再者，是一些普通生活用语的方言化。这些方言土语使得汪曾祺以北京为背景的小说中充满北京的风俗画气息。值得一说的是，汪曾祺在以高邮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中也运用了北京方言。最后，北京的梨园行话也在汪曾祺笔下得到精彩的展现。京剧是北京文化的组成之一，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北京的特色。
汪曾祺语言观中的“方言意识”
在《汪曾祺全集》的谈艺卷部分，关于文学语言的文论数量颇多，光带“语言”二字的篇名就有近十篇整理这些关于“语言”的高论，可以发现汪曾祺语言观中对“方言”的重视。语言和风俗是会因为地区的差异而表现出地域性。也就是说，方言的存在体现了地域性。像汪曾祺这样的以地域性为主要表现内容的作家，其对方言的兴趣无疑是浓厚的，并且他对如何使用方言增强作品的地域色彩也是有着非凡见解的。
一、对方言要有兴趣
语言的地区差异具体表现在方言上，汪曾祺流转各地，对这一点深有体会。他对方言有着强烈的兴趣，在《词曲中的方言与官话》一文中，对高邮籍的词人秦观和散曲家王磬作品中的高邮方言进行考察与整理，并开门见山地表达自己对方言的兴趣。
一个在故乡生活十九年的人，是不可能忘却故乡的“一颦一笑”，正如古诗句讲的，“乡音未改鬓毛衰”。他拥有着鲜明的“方言意识”，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谈论方言的重要性。在小说中他的语言表现也受到方言的影响，“我以这些不同地方为背景的小说，大都受了一些这些地方的影响，风土人情、语言——包括叙述语言，都有一点这些地方的特点。”
二、对“方言写作”的尝试
1930年代以来的“文艺大众化”运动强调用日常生活用语进行文学创作，试图用“人民喜闻乐见的形式”扩大文学的受众范围。尤其自延安整风运动之后，对作家的语言要求是表达无产阶级的“期待视野”。这项举措在很大程度上是对“五四”新文学以来语言的书面化和欧化问题的“矫正”。
直到1980年代，新时期的文学审美复苏打破建国以来形成的语言的“单一性”，倡导作家遵循自己的审美个性，用充满个体经验的个性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在这一方面的先行者是汪曾祺，他以1986年发表的《关于小说语言》为先声，石破天惊地提出“语言是本质的东西”的观点。
1980年代的文坛审美复苏，激活了“小说语言”这一焦点性问题的生命力。对此，文坛形成两派观点。一派是以“现代派”小说和先锋小说作家为代表，一派是以“寻根文学”作家为代表的“向内转”，“‘寻根文学’作家重视推崇的是文化语言观。”
汪曾祺是赞成这一派的观点的，在他看来：“语言是一种文化积淀。语言的文化积淀越是深厚，语言的含蕴就越丰富。”从方言资源中，他另辟一种“地方路径”，开启他的“地方叙事”。
尽管对方言的兴趣也是汪曾祺自身的个性使然，但身为知识分子的一种敏锐的文学直觉是汪曾祺进行“方言写作”的一种潜意识的动机。众所周知，方言是地域文化最有特色的代表之一。新时期以来的作家们，对方言的重要性缺少明显深刻的认识。
而汪曾祺是特例，他有自己的一套语言使用秘法。他强调了对方言的运用并不是简单“吸收一些词汇,首先在学会群众的‘叙述方式’。群众的叙述方式是很有意思的，和知识分子绝对不一样。他们的叙述方式本身是精致的，有感情色彩的，有幽默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