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怀诗》是阮籍的代表作，渗透着他对自由的执着追求，对个性解放的强烈向往，对专制制度反抗和否定的思想。
他的冷漠、啸歌、酣饮、佯狂，都是这一思想的具体体现；而他的嗟生、忧时、愤世、疾俗，都是这些思想遭受扼杀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01 在时代与精神的重压之下，阮籍必然要生出忧虑愤恨之情及反抗之心，激起对自由和个性解放的强烈愿望
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尉氏)人，是正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也是“竹林七贤”之一。他处于魏晋嬗代之际，当时世事多变、“名士少全”的恶劣环境迫使他不得不发言玄远，口不“臧否人物”。
在其《咏怀诗》中，就贯穿了一种基调，即深沉的忧伤忧虑之情。第一首就写道：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诗中集中表达了作者孤独无偶、恐惧不安的心情：在那万籁俱寂的夜晚里，诗人忧思焚焚，难以入睡，只好起坐弹琴，聊以解忧。但是，当看到空中那凄清的月光，身经冷风的吹击，当听到野外孤鸿的哀叫，耳闻林中的鸟鸣，诗人忧伤忧虑的情思不仅没有消除，反而进一步加深了。
忧伤出于理想的破灭，忧虑出自生命的危机。忧伤忧虑是畸形社会里所有人共存的特征，但只有在那些对自己的理想孜孜以求的人的身上才表现得最为明显。
畸形的社会造就了畸形人的群体，这些畸形人的特征便是自我的不自觉。在畸形社会里，也只有这些不自觉的人才能苟延生存。一旦他自觉起来，发现了自我的价值和存在的意义，他的一切也便宣告结束。阮籍是畸形社会里的一位清醒名士，因而他的忧伤忧虑的情思也就更为深沉。
他生逢魏晋交替之际。当时，曹氏与司马氏集团之间进行了一场尖锐的争权斗争，并由此演成了恐怖性的大屠杀。
公元239年，魏明帝曹睿病死，年仅8岁的养子曹芳继位为帝，国政由大将军曹爽和太尉司马懿共同执掌，曹爽力排司马氏势力，而司马懿也暗中布置，伺机夺权，终于在嘉平元年(249年)的“高平陵事变”中，战胜了曹爽集团。
接着，司马氏便对曹氏集团进行了疯狂的大屠杀，曹爽兄弟及其集团的诸名士何晏、丁谧、李胜、毕轨等被诛灭九族，造成了“名士少有全者”的悲惨局面。
严酷的现实促使了阮籍的觉醒，激起了他对现实、对社会的不满和反抗，他“不为魏死，耻与晋生”就是反抗的具体表现。
一方面，他不满于曹氏的昏庸荒淫，在《驾言发魏都》一诗中，他有力地鞭挞了曹魏统治者“歌舞荒淫、而不求贤讲武”的荒唐行径，沉痛地唱道：
“战士食糟糠，贤者处蒿菜。歌舞曲未尽，秦兵已复来”。
另一方面，他对司马氏暴虐无道的统治更怀有强烈的愤慨。他坚决不与司马氏合作，并在诗中对礼俗之士大加嘲讽戏谑，正是对司马氏的无情揭露和反抗。
在《咏怀诗》中，有相当数量的诗歌都是表达作者对礼俗之士的愤恨之情的。如六十七诗：
“洪生资制度，被服正有常。尊卑设次序，事物齐纪纲。容饰整颜色，磬折执圭璋。堂上置玄酒，室中盛稻粱。外厉贞素谈，户内灭芬芳。放口从衷出，复说道义方。委曲周旋仪，姿态愁我肠。”
在这首诗里，诗人勾画出了一批礼俗之士的丑陋形象。司马氏篡权以后，屡次颁行“尊儒讲礼”的法令。在这个幌子的掩盖下，卑污者占居了高位，清洁者遭到残杀，造成了道德沦丧，乡议无闻的污浊局面。
礼俗之士们表面上讲着上下尊卑的次序，实际上却是在帮助司马氏篡权；要别人谈贞素，讲道义，而自己却干着卑鄙龌龊的勾当，对这些势利之辈，阮籍确是恨之入骨的。
他在《大人先生传》和《答伏义书》中，对这些陋儒们都作过猛烈的攻击和嘲讽，他把这些势利之徒比做“行不敢离缝际，动不敢出裤裆”的虱子，嘲笑他们是“欲衔倾城之金，求百钱之售”的亡命之徒。
在《咏怀诗》中，也多次把他们比喻为“寒鸟”、“走兽”、“飞鸟”，“小人”、“佞邪子”、“倾侧士”等等。
阮籍之所以对这些邪佞小人如此的愤恨，除了觉得这些势利者本身都是极可悲，极不自由的可怜虫之外，更重要的是由于他们有意无意地做了专制者的帮凶和羽翼，是摧残别人的人性、剥夺别人自由、借刀杀人的刽子手。钟会、何曾等就是这样的人，他们在司马氏面前曾屡次谗毁、构谄阮籍。
生活在俊义豪贤惨遭杀戮的时代，不仅人的个性遭到了扼杀，人的尊严受到了亵渎，人的自由意志遭到了泯灭，而且人的生命也丝毫没有保障。
面对造成这种恶劣的专制者及其爪牙们，阮籍也只能虚于周旋，用纵酒酣昏、遗落世事的态度，表示对统治者的极大愤恨与不满，这正是他的反抗思想所依附的一种形式。
正由于他对现实、对社会的不满，所以才常常有孤独无靠、无所适从之感，因而也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对人生的忧虑与愤懑之情。
深沉的忧虑，感情的重压，造成了他心理平衡的严重失调，这种心理失调把他推进了极度痛苦的深渊之中，为了减少痛苦，他必然有使自身从精神重压之下解脱出来的强烈要求，有获得“自由”与“解放”的强烈愿望。
对现实的愤懑将他与现世“隔离”开来，但隔离的结果不仅使个性受到压抑，而且也使生命受到了危机。出于生存的本能需要，也出于自身为了生存而使自我适应现实环境的需要，从而导致了阮籍诸如冷漠、啸歌、酣饮、佯狂等失常行为的出现。
作为清醒的名士，阮籍所追求的绝不是世俗之辈们所追求的功名利禄，而是如何使自己从“天网弥四野”(《咏怀诗》四十一)的状态中解脱出来，让自己展翅高飞。如他所云：
“荣名非己宝，声色焉足娱”，“焉得凌霄翼，飘飖登云巍”
他清醒地懂得，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使自己从政治集团中退却出来。因为在当时，不论参加哪个集团，对自己来说都是一种枷锁，一种束缚，都是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威胁。只有避开政治，脱离尘俗，才能使自己成为“自由人”，如他所云：“抗身青云中，罔罗谁能制。”(《咏怀诗》四十三)
无奈阮籍因名气太大，司马氏对他偏偏不肯放过，因而希望“自由”却始终未能实现。阮籍在诗中写道：
“寒门不可出，海水焉可浮。” 《咏怀诗》六十六“漭漾瑶光中，忽忽肆荒淫。”《咏怀诗》六十八
然而险境终得解脱，怎么办呢？在他看来，最妙的办法只有使自己在广大的“谣光”里随意放浪，佯狂酣饮了。只有借佯狂、酣饮之法，才能摆脱司马氏及其帮凶们的纠缠。
正如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中所说：
“其时司马氏已想篡位，而阮籍名声很大，所以他讲话也就极难，只好多饮酒，少讲话，即使讲话讲错了，也可以借酒醉得到解脱。”
只看有一次司马懿求和阮籍结亲，而阮籍一醉就是两个月，使对方没有提出的机会，就可以知道，他是以饮酒作为掩护的。
很显然，阮籍的伪装行为就是追求自由而又“生于乱世，不得已”的结果。这种佯狂、酣饮等伪装行为演得愈逼真，就说明社会愈黑暗、愈残酷，也说明他反抗意识越强烈，对自由的追求越执着。
02 崇尚“自然”和“逍遥”的思想，是他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的强烈呐喊
《咏怀诗》中，占篇幅最多的要算是阮籍表达自己崇尚“自然”、主张“逍遥”等方面的内容了。例如：
“仙者四五人，逍遥宴兰芳。” 《咏怀诗》二十三“愿为云间鸟，千里一哀鸣。” 《咏怀诗》二十四“抗身青云中，网罗谁能制。” 《咏怀诗》四十三“非子而我御，逍遥游荒裔。” 《咏怀诗》五十八
这些诗句，都充分表达了作者崇尚“自然”、主张“逍遥”的思想。但，是不是因此就可以说阮籍的思想主流就是玄学的或是庄子的“逍遥游”呢？
不是。他之所以崇尚“自然”、主张“逍遥”，目的还是为了自由，为了个性解放，还是他对现实不满和反抗的结果。只要对阮籍思想的发展过程作简单的回顾，便可证明。
《晋书·阮籍传》中说阮籍本是一个“有济世志”的人，他曾“闭户视书，累月不出”，以期做一个“颜闵式”的学富五车之人，为国家做出贡献。他曾写道：
“昔年十四五，志尚好书诗。被褐怀珠玉，颜闵相与期。”《咏怀诗》十九
在《乐论》中，他还提出了匡正时弊的“礼乐”观，企图以此来挽救曹魏集团腐朽的颓势。
然而，他的这番苦心却成了泡影。曹魏的腐败未能阻止，司马氏又施展淫威，肆意杀戮名士。在这种情况下，阮籍必然要承受好者不能取，恶者不能避，爱者不能得，恨者不能除的巨大精神压力和心灵的痛苦，而解除这种痛苦的灵丹妙药，自然是老庄的虚无思想。
老庄的人生哲学，就是“重生”、“贵己”，其主旨就是逍遥无为于天地之间，企求个人内心的统一，追求绝对的精神自由。这种人生哲学适应人们摆脱精神痛苦的需要，顺应人类心理的客观自然发展规律。因此，在司马氏肆意杀戮、剪除异己、造成“名士少有全者”的局面下，也就比较容易为人所接受。
如此，以崇尚自然、虚无清静为特征的玄学思想也就应运而生了。生活在那种环境下并与庄周有类似人格特质的阮籍是当然会受到庄周思想和玄学思潮的影响的。如其诗中所说：
“鸾鹭特栖宿，性命有自然”《咏怀诗》二十六诗
但是阮籍的“逍遥”思想与庄周的“逍遥游”却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他的自然观与魏晋时期其他玄学名士也有着不同之处。
首先，阮籍的“逍遥”思想与庄周的“逍遥游”产生的社会背景不同。虽然他们都是对现实社会的不满，但庄周不满的是正在变革的新制度，是落后的；而阮籍不满的则是残暴的没有人性的专制社会，因此，他的反抗有着巨大的进步意义。
其次，作为道学或玄学，其特征就是“崇尚自然”，主张“虚无”、“否定一切”。如庄子连“情感”也要摒除，而去追求实际上并不存在的东西。
阮籍则不然，虽然他也崇尚自然，但由于他崇尚自然的人生观是建立在他对“自然”所作的朴素唯物主义哲学的解释之上——即他认为自然是以“气”为基础的客观物质世界，因此，这就决定着他不可能去否定一切，其思想中不可能带有浓厚的虚无色彩。
他对“自然”的崇尚，实际上就是为了躲避祸患，为了减少心灵上的痛苦，为了使自己从压抑状态下解放出来。
第三，阮籍和魏晋其他名士也不同。作为一般的玄学名士，大多都属于世族的大地主阶层，虽然其表面也主张崇尚自然，而实际上是在为其放荡纵欲、腐朽糜烂的生活寻找理论根据。
阮籍则不然，虽然他的生活也够“放荡”了，在晋文帝面前，只有他敢“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甚至在酒醉之后，竟躺在他朋友的妻子身边睡觉。
然而他的“放荡”是极有限度的。更为重要的是，其他名士大都是站在一个集团的立场上来反对另一个集团，甚至连阮籍的挚友嵇康也是如此。而阮籍独不然，他并不忠于一家一姓，而是站在一个新的高度来反对一切腐朽者和残暴者。
因此，咏怀诗里处处流露出的崇尚“自然”和“逍遥”的思想不是别的，而是他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强烈“呐喊”。
阮籍崇尚自由的个性精神以及他不守礼制的反抗意识，也可以从《咏怀诗》的创作精神中看出一些端倪。
只要通读一下他的全部诗篇，就不难发现，其中很少有传统上那种“以美人香草配贤哲、以恶鸟腐稗配奸佞”的简单的伦理道德上的比附，而更多的是用比兴手法来表现诗人自己那种“兴寄无端”、“飘忽不定”的情思，表现自己的生活理想和个人意志，表现自己对人生经验的理解及其哲理性的思考。
比如先秦的爱国诗人屈原的作品，就有很多反映伦理关系方面的内容，尤其是忠君思想表现的非常之浓。但在阮籍的作品中，几乎看不到这种成份。
从阮籍以激烈奔放的个性取代“礼”的束缚这一点来看，也不能不承认他确实有着超乎常人的真血性、真道德、真性情的个性精神。
阮籍一生都在都在反抗，追求自由，但他是不可能取得最后胜利的。这不仅由于他本人便是封建统治阶级的成员之一，他根本不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并依靠他们的力量来彻底反抗那个专制时代，推翻专制制度。更重要的是，在那专制而又残暴的政治土壤中，自由和解放从根本上就没有实现的基础。
不过，他毕竟还是封建时代的正直文人，是一个有进步理想、有节操、有个性、是值得我们称颂的有独特个性气质的铁血“真汉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