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近年以来，长三角地区高质量一体化发展行动如火如荼，上海以及苏浙皖等地在经济、科技、教育、文化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兴起，长三角地区高校、学者对江南文化的研究更是方兴未艾。
为共筑文化发展高地，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国家战略，深入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今起，浙江省社科联、钱江晚报联合推出《长三角一体化视野下的“江南文化”》系列主题报道，从地理、历史、人文、融合发展等多角度，挖掘“江南文化”中积极奋进的精神内涵，寻找长三角地区共同的文化基因和文化认同，赋予其当代意义，为国家战略的文化自信赋能。今起推出第一篇，由浙江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人文学院教授、红学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专家梅新林讲述：
何处是江南，为何“最忆是江南”
钱江晚报-小时新闻 首席记者 王湛 通讯员 王苇佳 林谷颖
“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在目前使用的人教版一年级上册语文课本里，这首汉乐府《江南》作为必背古诗出现。对许多人来说，这是江南的模样第一次朦胧地在心中勾勒出来。可是，江南，到底指哪里？地理上的江南，如何界定？历史上的江南版图，又有过怎样的变迁？在长三角一体化的时代进程中，“新江南”又具体指向何处？何处是江南？
从长江以南到环太湖流域
据淮海工学院的张兴龙考证，“江南”一词最早见于《左传》，但里面的“江”指长江，因此，先秦的江南常常被理解为长江以南地区，其地理范围约为今天的重庆、湖南、江西、安徽、江苏、浙江一带。在二十四史中，以司马迁《史记》有关“江南”的记载最早。比如，“（舜）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践帝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浙江工业大学梅新林教授指出，在《史记》之后，《汉书》《后汉书》也大致延承了这一“江南”的概念，如同“中原”“塞北”“岭南”等地理名词一样，用以表现特定的地理方位，涉及如今的长江中下游的广大区域，所指区域范围相当宽泛，难以明确其边界所在。梅新林将之称为“泛江南”。随着唐宋“江南道”“江南路”行政区划的划定，中原地区战乱、北人南迁，“江南”所指的地理范围不断东移、缩小，到明清时期演变为环太湖流域的吴越地区的“小江南”。“江南的概念从泛指到特指。”梅新林说。
绍兴水乡
当今“新江南”指哪里？梅新林引入“雁阵模型”
上个月，梅新林又提出了“新江南”的概念。他解释，“新江南”概念是将历史的江南和“长三角城市群”融为一体。这一概念与国务院颁布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相合。在这个规划里，“长三角”区域版图纳入了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即“三省一市”；“长三角城市群”包含26个城市，除了上海之外，还有江苏的南京、镇江、扬州、常州、苏州、无锡、南通、泰州、盐城；浙江的杭州、嘉兴、湖州、绍兴、宁波、舟山、金华、台州；安徽的合肥、芜湖、滁州、马鞍山、铜陵、池州、安庆、宣城。26个“长三角城市群”的城市及其他“三省一市”的外缘城市，是“新江南”的地域所指。为表述清楚“新江南”的概念，梅新林引入“雁阵模型”。简单来说，长三角城市群就好像一个雁阵，上海是领头雁，南京和杭州是两翼雁群，合肥殿后。梅新林说，上海在地理位置上居于最东，“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双规划的首要地位以及自身的经济实力让它成为“新江南”的中心。因此，上海作为长三角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引领南京都市圈（南京、镇江、扬州）和杭州都市圈（杭州、嘉兴、湖州、绍兴），而苏锡常都市圈和宁波都市圈则分别“伴飞”南京、杭州都市圈。在《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规划》里提到，2030年，长三角城市群要成为与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北海道城市群、欧洲西北部城市群、英国中南部城市群并肩的第五大世界级城市群。
西湖残荷。
为什么“最忆是杭州”？“江南忆，最忆是杭州。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看潮头。何日更重游？”白居易的《忆江南》，道尽杭州风华，更是将杭州认为是江南的“最忆”区域。实际上，在“江南”的历史演变中，先后形成南京、杭州、上海三大轴心。换言之，三大轴心的依次位移，构成了江南发展演变的三个历史阶段。西晋末“永嘉之乱”，匈奴攻破晋都，晋愍帝被俘，这一切迫使晋人南渡，在建康（今南京）建立东晋，这是历史上我国中心的首次南移。但随着隋唐统一全国建都长安，以及北宋定都开封，文化中心再次北返。北宋末“靖康之乱”后，南宋定都杭州，中原人在此定居，建书院，立家祠。在此背景下，一时江南地区家族文士辈出，文坛群星闪烁。据考证，南宋籍贯可考的著名文学家500人中，有167人籍贯位于浙江，占其中的1/3。春日游园发出“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的叶绍翁，在弥留之际依旧不忘嘱咐儿子“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陆游，都是南宋时期浙江籍文人
梅新林认为，宋代商业经济的发展与市民文化的兴盛，既对传统文化造成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同时也为儒学道统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机遇与活力。比如浙东学派三大分支永嘉学派和金华学派、永康学派皆诞生于这一时代。浙东学派发轫于南宋，发达于明清，其代表人物多为浙江籍学者。南宋“才气超迈”“下笔数千言立就”的永康学派创始人陈亮在《四弊》中陈述“商籍农而立，农赖商而行”的“农商并重”思想，为“士农工商”之末流的商人正名。经世致用、义利并重是浙东学派的核心思想。
南宋浙江文人名士辈出离不开发达的教育支撑。当时，杭州官学、书院林立，“每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私学也十分兴盛，教育趋于平民化。华东师范大学的葛昕考证，南宋设有专为农民子弟开设的季节性学校，在农闲时为平民进行识字诵读的文化普及。南宋初年，政府财政困难，因此鼓励对外贸易。在浙江省杭州、宁波、嘉兴、温州多地设置市舶司，官方交易和走私贸易都十分盛行。交易量的增大促进货币流通，纸币开始在较广范围使用。贸易的繁荣带动经济发展，进一步推动雇佣关系的出现和发展。这一切为晚明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夯下基础。“汴中呼余杭。百事繁庶，地上天宫。”南宋诗人袁褧在《枫窗小牍》中写道。毋庸置疑，自南宋起，杭州成为江南的轴心。直到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迫开放，成为最早完成近代化的新型城市，由此确立了新的江南文化轴心地位。
学者名片：
梅新林 ,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红学与文学地理学研究专家，浙江省特级专家，在全国率先成立江南文化研究中心，主编《江南文化世家研究丛书》，还出版了《红楼梦哲学精神》《文学地理学原理》等学术专著10余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等发表论文100余篇，多次获教育部与浙江省优秀成果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