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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文化琐谈之49:隋唐五代时期的牡丹文化—历史上的花木文化

时间:2019-05-26 02: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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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木文化琐谈之49:隋唐五代时期的牡丹文化—历史上的花木文化

在中国的历史上,殷商秦汉时期的兰文化、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菊文化、隋唐五代时期的牡丹文化、宋元时期的梅文化、 明清时期的竹文化等,构成了多姿多彩、五彩斑斓的花木文化。这里着重谈一下隋唐五代时期的牡丹文化。

历经三国两晋南北朝的大动荡、大分裂、大融合,人心思统、民心思和,国家迫切需要和平统一,社会迫切需要稳定团结,人民迫切需要安居乐业,于是中国封建社会迎来了它的鼎盛时期——隋唐。虽然刚刚安定不久的隋朝很快进入战乱,但是时间很短,在历史长河之中可以忽略。这一时期的花木业也达到了空前的繁荣。隋唐时代,众芳争艳,其中最辉煌、最灿烂的当属牡丹。唐人李正封诗曰“国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写尽了牡丹的绝世神韵,由此牡丹又成为“国色天香”的代名词。

牡丹是我国本土地产名贵的特产花木,素有“花工”之称,“花王”之誉。牡丹原为野生木本植物,分布较广,古代称为鼠姑、鹿韭、木芍药等。牡丹的栽培历史十分悠久,约在距今1500年的南北朝时,牡丹已由药草逐渐成为观赏花卉,并以其花艳色丽逐渐进入文人画家的视野。刘宋谢灵运《谢康乐集》有“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的记载。但是牡丹以其花姿和气质引起人们广泛的兴趣和爱好却是在唐代。“自李唐来,世人甚爱牡丹”。“牡丹,花之富贵者也”。唐人最爱牡丹,这是我们今天研究花木文化、研究花木历史者的共识。每当暮春牡丹花开,朝野士庶,举城若狂。唐里肇《唐国史卜》记载,“京城贵游尚牡丹,三十余年,每暮春,车马若狂。”大唐盛世牡丹之贵由此可见一斑。

牡丹花期在暮春,她甫一开放,便有压倒群芳之势,唐人皮日休诗曰:“落尽残红始吐芳,佳名唤作百花王。竟夸天下无双艳,独立人间第一香”。牡丹花开时,姿韵妍艳,雍容华贵。唐人赏玩牡丹一时蔚然成风。白居易《牡丹芳》云:“花开花落二十日,一城之人皆若狂。”便是当时赏玩牡丹的生动写照。唐人正是生活在这般如痴如醉、赏爱牡丹的时代。因此咏牡丹的诗篇特别多,名篇佳作不胜枚举。现存最早的咏牡丹诗大约要推王维的《红牡丹》,而最为传诵的是李白的《清平调》,全诗将国色天香之牡丹与绝世佳人之杨贵妃杨玉环并喻,人花相映,虚实相称,写出了美人绝代姿色,写出了牡丹雍容华贵,形神兼备,可称文采风流,妙笔生花。

牡丹花朵雍容华贵,端庄富丽。牡丹花开,繁华似锦,灿烂辉煌。牡丹花季是首都长安的狂欢节。刘禹锡赞誉“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净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罗隐赞曰“芍药与君为近侍,芙蓉何处避芳尘”。这些诗句立意高远,寄寓幽深。由此,自隋唐以来,牡丹成为国家繁荣昌盛的象征,也寓意对赋予生活的期盼和向往。“富贵”二字其实不是剥削阶级所专有。在一定意义上,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以追求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为动力的。子曰:“不仁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孔子只反对为富不仁,鄙视用不仁手段攫取富贵和财富,但并不觉得富贵是邪恶和异端。——近年来,人们在头脑里总觉得富贵跟邪恶相关,虽然行动上在努力追求富贵,又不怎么敢理直气壮。鄙人作为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在研究民俗文化中,也发现“富贵”二字应用非常广泛,绝不是邪恶也不是异端,人应该光明正大地追求富贵。牡丹被隋唐以来的人们赋予富贵的品格,恰恰是牡丹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本质内涵。旧社会也好,新时代也好,穷苦的群众无时无刻不在想着自己能够富裕起来,追求富裕可以说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本性。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人民在追求美好的征途上,历经苦难,痴心不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的根本出路在于脱贫致富,走向共同富裕。牡丹的这个寓意也是非常好。

家有牡丹,富贵吉祥。“牡丹,花之富贵者也”。牡丹与富贵等同起来,劳动群众最喜欢这种“富而不骄,贵而不狎”。作为“富贵花”牡丹并不是娇生惯养的“妈宝”,她在悬崖峭壁中,在黄土高坡上照样开出绚丽的花朵。“不特劳资艳质足压群葩,而劲骨刚心尤高出万卉”。正如《牡丹之歌》所歌颂的那样“把美丽献给人间”。

牡丹虽然到今天,还没有被正式定为国花,但其在历史上、在朝廷、在民间地位非常之崇高。清末被当作国花,周总理也称之为国花。1985年被选为十大名花第二,被洛阳、菏泽、铜陵、宁国、牡丹江等市列为市花。我们坚信,代表富贵高雅、雍容高贵的牡丹,一定会在全面建设现代化征程中进一步深化她的寓意,新时代会赋予牡丹新的文化寓意。(文/梁根华 图/董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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