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上一篇提到了,通过常染色体发现,东部人群才是中国人的主干。那么有读者会问,西部、南部的人就不是中国人了吗?当然都是中国人。只不过东部人群可能是本土文化的主要贡献者。为什么这样说呢?古山东人在新石器时代之后,血统就固定不变了,类似于万世一系。有了一个相对恒定的群体,就能对本土文化进行高强度的输出,不是很容易理解的事吗?例如对中国思想影响最大的孔子,他也是古山东人。
那么西部又是怎么回事呢?炎黄不是起源于西部吗?西域这条路一直是对外开放的,青铜器技术就是从西北传入来,西域在上古时代住着很多白人朋友。西域还没严重沙漠化之前,那边是小国林立,欣欣向荣的景象,直到汉朝张骞恢复西域,西域还是中国对外交流的重要桥梁。注意:是恢复西域,不是开拓,西域这条路线在上古一直是畅通的,偶有阻断而已。根据考古发现,秦始皇的工匠里面有不少就是波斯人;周穆王也曾经对西域诸国进行友好访问。
在四千多年前,图尔宾诺文化、卡拉苏克文化从西域进来,他们首先到了青海的齐家文化,然后再传入中原,黄牛、家马、小麦、绵羊、冶金术都是从西边传来的,见图尔宾诺文化在中国。他们的到来,一下改变了中国本土的格局,导致西北形成强大势力,中原、东部衰微,见考古辅证:西北青铜文明的强势崛起。商末的三星堆据说也是受外来的因素影响,在三星堆遗址上发现了黄金权杖、面具。
但是,别人的青铜文化再灿烂,也是别人的,我们这篇要讨论自己的本土文化。有很多在评论区乱骂的喷子,他们攻击小编团队过于西化,其实深究起来,喷子并不如小编团队那么熟悉传统文化。我们可以溯源最原汁原味的本土文化。
什么是本土文化?
东部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包括良渚文化等等,才是中华的本土文化。这时候就聊到《山海经》了,山海经最重要的是海经、的部分,山经是比较晚的,大概晚到战国时期。海经、荒经之所以给人的感觉是混乱不堪,主要是因为他本身是一些图画,而且形成文字后又经历了N代人的传抄,他的顺序是乱了。但是,你要想一下,是什么人才会以图画记录史料?那必须是最上古的时期,上万年前的史前古人就是喜欢画壁画的了。再一个就是,海经、荒经蕴含了观察天象的28座定位山,刚好对应28星宿,如果还没了解这个知识点的粉丝,赶快去了解,破解《海经》、《大荒经》的态度和方法。通过近代研究人员的不懈努力,人们终于发现海经、荒经很多东西是和甲骨卜辞相通的,山海经再也不是怪力乱神,历史研究者越来越重视山海经的地位。
举个最简单的,《山海经·大荒经》记载四方神、四方风的名称,能和武丁的卜辞大概对应上。“东方神曰析丹,风曰俊。南方神曰因乎,风曰民。西方神曰夷,风曰韦。北方神曰鹓,风曰炎”。当然,名称也有误差的地方,但相似性比较强。
又比如,《山海经·大荒经》记载了商族的一位先祖王亥的事迹,史料价值巨高。《大荒经》准确的记载了“王亥”这个名字,和甲骨文的一致。而常为人们推重的《史记·殷本纪》作振,《汉书·古今人表》,有点接近,但还是不如《大荒经》准确。《大荒经》完整的记录了王亥服牛、好色误事、被杀的事迹,而《史记·殷本纪》只字不提,很多先秦史籍也没提。有人会说,“王亥事迹会不会是《大荒经》作者虚构的?根本没有发生”。不好意思,《竹书纪年》也记载了此事,二者可以互证:“殷王子亥宾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绵臣杀而放之,是故殷主甲微假师于河伯以伐有易,灭之,遂杀其君绵臣也”。
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推敲出,《大荒经》的作者不是大禹,而是东夷的巫师。为什么不是大禹呢?《大荒经》还记载了大量禹之后的事迹,而且很多都在东部。《大荒经》的东夷巫师不但会怪力乱神,还精通天文地理,是当时最高级的知识分子。《大荒经》与《海经》里面蕴含了很多中国最古老的文化,以及最古老的地名、最早的神祗。。
甲骨文与上古汉语
语言和文字是文化的主要载体。首先,学者通过《切韵》倒推,发现上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是大不一样,几乎不能相通的。上古汉语的特点是有复辅音、多音节、无声调,是一种屈折语。屈折语和黏着语类似,黏着语就是词根后面黏贴着不同的词尾,形成一种独特的语法结构。屈折语不同的是,黏着的词根和变词互相独立,屈折的词素紧密联系,藏缅语就是有这样的。
学者还原的上古汉语是这样的:
上古汉语的特点是有复辅音、多音节、无声调
这种上古汉语的特性,可能一些人还不知道,但在研究上古音的圈子里,已经是共识了。复原出来一至十的这些数字,网友纷纷表示像藏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搜下相关视频。
藏缅语就是有这样的
而我们的中古汉语呢?单音节、多声调、是一种孤立语。孤立语就是没有词形的变化,没有复杂的语法,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高度接近。那么,是怎样造成这样差异的呢?我们怀疑是东西部的文化、族群差异造成的。
西部的姬周作为伐商胜利者,把上古汉语带到了中原和东部,形成雅言的主体。但在东部却顽强的保持着一种方言,那就是东夷语或者叫商语。
具体参考论汉语主体源于东夷,有粉丝在纠结文章中把东夷和商族捆绑在了一起,小编当然知道东夷和商族不同,但二者的文化是有重叠的。再者我们主要是谈语言的问题,甲骨文是一字一音的,没有复辅音的痕迹。商周语言的差异,之所以没有反映在甲骨文上,主要是周族全盘接受了商朝的文字,很多不同源的词汇是用通假字来解决的,这也就是我们汉语那么多通假字的原因。还有一个,我们甲骨文四千多字,能识别的只有一千多字,不到一半,有些未能识别的可能是表音符号。商、周人虽然书面语可以几乎一样,但口语是不同的。即使放在今天的中国,尚有如此多方言,有些地方还十里不同音,在上古未大一统的时候只会有更多的方言。这点连著名学者郑张尚芳也没提出来,郑张也是有其局限性。
玉器文化
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有一个璀璨的玉器文化,热衷于玉石是东方特有的。有人提出史前曾经存在一个铜石并用的时代,铜石并用的含义非常明显,是介于新石器和青铜时代之间的一个时期,这是西方没有的时期。西方发展轨迹的命名不一定完全适合东方,东方人在史前就走上了中国特色的道路。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都格外青睐于玉器,东边的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甚至西边的石峁文化、三星堆文化也有玉器的身影,中国人对玉器的喜爱在几千年来都没中断过。
玉器圈子里最早成名的是红山文化。红山文化出土了比较早的玉龙,学者认为这是最早的龙图腾标志,红山的文化底蕴深深地影响了良渚。不过红山人和良渚人血统不同,红山人是N系北支为主,有少量的C系。
大汶口文化。大汶口人不单是玉器圈子的,也是黑陶文化、鸟图腾的主力。大汶口人早早进入了父系社会,按常染色体来说,大汶口有三成的古越人(Y单倍群疑为O1a),Y染则发现了N系。他们对玉器文化开发了升级版,延续了礼玉的理念。大汶口还出现了刻画符号,这些符号被怀疑为文字的原型。
良渚人将神权与王权完美的结合了起来,他们拥有神圣的玉琮王、各类精美的玉器形制,这些形制的分工体现了礼制的雏形。玉琮作为一种至高无上的祭器,被巫师用来与天地沟通、祈求神灵保佑。在复杂的祭祀仪式之下,东部催生了一套规范化的礼制。良渚人的Y是O1a、O1b1。
龙山文化。龙山人实测出是中国的主流血统了,Y单倍群为O2a,从此血统固定了下来。龙山人直接继承了大汶口文化,后来又影响了二里头文化。
商人重鬼神,喜商贸,与东夷文化互相融合。《大荒经》的作者和商朝的东夷人有关,东夷人很有可能参与了甲骨文的创建。前面说了,上古汉语是有屈折语痕迹的,那必然还存在另一种孤立语,作为甲骨文的创始语言,那就可能是东夷语(商语)。帝俊的形象可能就是商人的上帝。
周人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创立了礼乐制度,礼乐制度又成为了儒家思想的来源。和礼乐、儒家搭配的始终是玉,此时玉的种类繁多,包括璧、琮、圭、璋、玦、佩、璜等,每一种都被设好了等级和用途。中原人和西方部族的交易中得到昆仑玉料,制造出一件件精美绝伦的玉器。孔子作为礼乐制度的继承者,他是哪里人?他本身就是怀着大商血统的山东人。同样,墨家的墨子也是山东的没落商族,墨家也当过先秦的“显学”,即主流学说。可见东部对于文化的高强度输出,是杠杠的。东部人对于文化的创造力,远强于西部。
总结
可以说,中华文化的主心骨是华夏文化,而华夏文化的主干是由先秦诸子百家组合而成的,是多元组合的体系。中华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连绵不绝,有非常强的坚定性。而对后世产生持续影响的是儒道两家,道家甚至衍生出了一支宗教——道教。但儒道都偏向于东部起源。
基因发现东部的人带有更多东亚的血统,东部是玉器文化的发生地,也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输出地。上古汉语具有复辅音、屈折语的特点,和藏缅语接近。那必然还存在着一个单音节、孤立语为口语的东方语言,暂时称他为东夷语或者商语。《大荒经》与《海经》作为上古东方之人的典籍,可能记录了最古老的文化和神话,值得人们去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