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乱世出英雄,乱世也容易出诗人。东汉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不仅造就了一批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也造就了一批才华横溢的诗人。以曹氏父子为首的建安(汉献帝刘协年号)诗人,在创作上,一般都具有刘舰所说的“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文心雕龙·明诗》)的特征。这群有政治抱负的诗人,关心动乱中的广大民众的生活痛苦,渴望建功立业,统一江山。曹操(155-220)的《雞露行》、《蒿里行》、《短歌行》、《龟虽寿》、《观沧海》等诗作,表现了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兼诗人伤时悯乱的悲愤,一清天下的情怀。曹操的诗都是乐府歌辞,虽沿用汉乐府旧题,但不因袭古辞古意,而是用来写时事。他的诗充满悲壮慷慨的激情,语言质朴豪迈。建安诗歌的独特风貌形成了后来称之为“建安风骨”的传统。
所谓建安风骨,一般可理解为有丰富充实的社会内容、慷慨悲凉的入世情怀以及明朗刚健的语言风格的诗歌艺术风貌。建安风骨的形成,与曹操的诗风和影响有很大关系。建安诗歌为中国的五、七言诗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从诗歌形式上看,曹丕(187-226)的《燕歌行》,是现存最早的一首完全成熟的七言诗。此前,张衡的《四愁诗》已经具有七言诗的规模,只是仍保留有骚体的痕迹。《燕歌行》是写思妇离别之情的乐府诗,委婉缠绵,句句押韵,一韵到底,音节美妙动人,对后世歌行体七言诗有着重要影响。建安诗人中成就最高的是曹植(192-232),他的《白马篇》,抒发了诗人早期希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赠白马王彪》写兄弟间别后难逢,揭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残酷斗争。
《秦山梁甫行》反映了滨海居民的贫困生活,而《美女篇》、七哀诗》则又展示了哀婉缠绵的风格。建安诗坛还有“建安七子”之称(出自《典论·论文》,指孔融、陈琳、王粱、徐干、阮璃、应场、刘桢),其中王粲(177-217)的《七哀诗》、陈琳(?—217)的《饮马长城窟行》、刘桢(?—217)的《赠从弟》等都堪称名篇佳作。与“建安七子”同时的还有一位才华出众的女诗人蔡琐,约生于172-178年间,卒年不详。她字文姬,是著名作家和学者蔡邕的女儿,博学多才,尤精音律。汉末动乱,流落南匈奴,被曹操赎回,重嫁于同郡董氏。现在流传下来的题为蔡琐的作品共3篇: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和《胡笳十八拍》。其中后两篇作者真伪的争议较大,而五言《悲愤诗》学术界一般认定为蔡琐所作,它是中国最早的文人长篇叙事诗。
这是一篇带有自传性质的叙事诗,写出汉末战乱给人民造成的灾难以及妇女在战乱中的悲惨命运。魏末的阮籍(210-263)把五言抒情诗写作艺术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他的82首《咏怀》诗,虽非一时所作,但它集中而真实地表现了诗人复杂的内心世界。《咏怀》诗是特定的政治恐怖时代的产物。阮籍通过比兴、象征、暗示等表现手法来抒发难以直言的个人情怀,丰富了中国古典抒情诗主体自我表现的言说技巧。阮籍的《咏坏》诗对后来的中国诗人产生过较深远的影响,如庾信写过《拟咏怀》。李商隐的“无题”诗也可看作是写得很好的“咏怀”诗。到了晋代,诗坛上出现了一种宣传老庄思想的玄言诗流派。玄言诗在思想史上有一定的价值,但是在文学史上也许价值不大,因为它们的文学性较差。
正如钟嵘《诗品序》所批评的:“永嘉(307-313)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爱及江表,微波尚传。孙绰、许询、桓(温)、庾(亮)诸公诗,皆平典似《道德论》,建安风力尽矣。”西晋初年的左思和东晋末年的陶渊明是这一时期不受玄言诗干扰而在诗歌上有突出成就的诗人。左思(约250-305)的代表作品是《脉史》,他创造性地发展了东汉班固所开创的所谓一诗咏一事的咏史诗形式,借用对史事的评论或感叹来宣泄对现实的不满,名为脉史,实为咏今、咏怀。这种借古讽今、论古说今的咏史诗,是中国古代诗人为表达历史情怀而非常乐意采用的一种形式。陶渊明(365-427)是曹植以后,李白、杜甫以前最重要的诗人。他处于晋、宋政权交替的时代,一生做过几任小官,但他“不为五斗米折腰”,耻于降志辱身的官场生活,心甘情愿长期隐居。
恬静优美的农村田园生活陶冶了他的性情和诗趣。在他现存120多首诗中,最为人们传诵的是赞美自然风景、描写农耕生活的诗篇,其中最有名的便是《归园田居》5首、《饮酒》20首。后者第五首确实值得反复吟诵: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乡佳,飞岛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陶渊明虽然强烈向往和追求世外桃源式的理想生活,但他终究不能完全忘怀现实,所谓“猛志固常在”(《读山海经》第十首)之类“金刚怒目”(鲁迅语)的诗,构成其作品风格不可忽视的另一面。陶渊明是中国文学史上一个具有长久影响力的诗人,其平淡自然的田园诗风,虽在《诗品》中受到批评(“世叹其质直”),却成为后来田园诗写作的一种范式。
作为一个“独善其身”的“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陶渊明的心态、写作、处世方式和人格魅力,成为后代诗人不断追慕或模仿的榜样。自南朝诗人鲍照、江淹写过学陶体的诗歌后,历代“拟陶”、“和陶”诗相沿成风,苏东坡可以说达到了一种极致。在中国文学接受史和影响史上,陶渊明是一个有特殊意义的个案,其中有些问题的原因我们现在还不太清楚,如对与陶渊明同时的许多作家或诗人都进行过评论的《文心雕龙》为什么没有提及陶渊明,而与刘魏同时的钟嵘在《诗品》中虽有论及却把他列入“中品”左、陶之外,还应提及的诗人是刘琨(270-317)和郭璞(276-324).前者现存诗歌虽然只有3首,但其《扶风歌》所洋溢的爱国激情对后代诗人如陆游等产生过深远影响。后者的代表作《游仙诗》14首,开启了借游仙以咏怀的一种抒情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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