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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前者更多地继承了先秦诸子的文化精神，那么，后者则更多地继承了先秦诸子的现实意识。这说明汉代说理散文的现实性和针对性加强了，但同时也不可否认，伴随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文化政策的不断强化，汉代政论散文从西汉到东汉，就总的倾向看，其引经据典的说教色彩也在明显增加。在汉代散文中，书信体抒情散文的大量出现是值得关注的。先秦时期，书信作为一种个人社会交际手段已经萌芽，但大量书信体文章的出现则是在汉代，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杨恽的《报孙会宗书》、朱穆的《与刘伯宗绝交书》李固的《遗黄琼书》等都是这方面的名篇。
这些文章主要表达作者自我的内在思想情感，据此不仅可以了解作者的幽微心态，而且其情感书写方法也值得借鉴，曾对后世散文产生过重要影响。其他如具有人物杂传性质的故事散文虽然也是在先秦历史散文基础上滋生演化而来，却又呈现出与历史散文不同的特色，其明显的小说化因素对魏晋南北朝小说的产生也具有重要影响。汉赋的产生与蔚为大观是汉代文学最突出的新文学现象。汉赋按其体制内容可分散体咏物大赋和骚体抒情小赋两大形态。从一定意义上说，汉赋是汉代文学的正宗，而散体大赋又是汉赋的代表。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是汉代散体大赋的代表作家，并称汉赋四大家。
汉代散体大赋主要描写京都宫苑建筑之精帝王游猎之盛、山川林木之美、舞乐百戏之繁，处处彰显汉帝国的声威与气魄，是汉代大一统政治的形象表征。铺陈夸饰的描写手法，主客问答的结构体式，巨制宏大的篇幅，华美壮丽的语言，是汉代散体大赋最突出的艺术特点。散体大赋以其独特的审美特征成为有汉“一代之文学”的符号象征。骚体赋基本承袭楚辞体，内容多抒发作者的怀才不遇和幽怨情，其抒情方式和体制也有一定的变化。汉代诗歌也是在先秦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有继承《诗经》传统的四言体诗，也有继承《楚辞》的楚歌体诗。
但最能代表汉代诗歌成就，最具有时代风貌特征的无疑应该是汉代的乐府诗和文人创作的五言诗。汉代乐府诗，尤其是其中保存的具有浓郁民歌风味的歌诗，大多以叙事为主，采用杂言体的形式，过对生活片段的真实描写，或反映下层社会生活中劳动者的生活苦况，或表现他们悲欢离合的思想情感，语言朴实，故事性强，不仅具有重要的社会认识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审美价值。汉乐府歌诗改变了《诗经》《楚辞》以来我国诗歌以抒情为主的范式，赋予诗歌以强大的叙事功能，拓展了诗歌的题材和艺术表现领域。汉乐府叙事性歌诗的出现标志着我国古典叙事诗发展的成熟，在我国诗歌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五言体诗歌的出现也是汉代诗歌发展的新现象作为一种新的诗歌形式，汉代文人在充分汲取乐府歌诗营养的基础上对五言体诗歌的创作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最终定型了最善于“婉转附物，怊怅切情”（刘勰《文心雕龙·明诗》）的五言诗。萧统《文选·杂诗》收录的《古诗十九首》，或抒写男女离别之情，表现死生新故之感，善于比兴，写情细腻，于浓重的感伤情绪中表达他们和婉深沉的情思，代表了汉代文人五言诗创作的最高成就，被刘勰《文心雕龙·明诗》誉为“五言之冠冕”。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标志着汉代文人五言诗创作的成熟，昭示着我国诗歌发展新时代的到来。
魏晋南北朝文人五言诗创作的繁荣即是由此肇始的。除文学形态外，汉代文学的创作主体与先秦相比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值得重视。文学史上所谓的先秦时期的文学家，实际上大多是一批学识广博、思想深刻、富有现实精神、又“能文”的士人思想家，即使被誉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伟大诗人的屈原，也是以思想见长、政治为宗的，故后世常有“屈子”之称同先秦相比，汉代文学创作主体的新变化是涌现了一批真正的所谓身份性文人。这些文人虽然也介入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但他们并不完全属于“士大夫”之列，而是以“文”见长得到最高统治者的赏识，如司马相如、枚皋等。
汉代文学中的许多辞赋即是由这些身份性文人创作的。汉代文学创作主体文人身份性的加强，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独立做了必要的前提准备，也暗示着文学自觉时代的到来。汉代文学创作主体身份的新变化，在我国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划时代意义，对魏晋南北朝文学风貌和创作队伍都具有深远影响。总之，秦汉文学在我国古代文学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地位，也具有自身独特的时代特色，是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秦汉凝定的文学精神对后世文学的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参考资料
·《诗经》
·《楚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