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年勤
说起亚洲，也是我三十多年前就熟悉的老朋友了，虽然年龄上我比他大五岁，但在文学创作上，应该说，他是我尊敬的师辈，也可以说是榜样了。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在繁花盛开的5月，我选了22号这个日子，也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79周年纪念日的前一天，以由我主持的浙江省文化传统促进会的名义，召开了一个《弘扬红船精神走向新时代》研讨会暨隆重的表彰大会。此次表彰会，一共表彰了8位近年来努力宣传社会主义优秀文化的同志，其中第一位上台接受表彰的，就是我省著名作家黄亚洲。
他走到主席台中央，谦虚地鞠躬，从我的手里接过颁奖证书。这份证书上的表彰词是这样写的：“我会专家委员会专家黄亚洲同志投身社会主义文学事业50年，今年又连续创作出《红船》题材电视剧，电影、新版长篇小说，为建党百年的宣传文化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特授予浙江省传统文化促进会精神文明突出贡献者称号。特此鼓励。中共浙江省文化旅游厅文化类社会团体总支委员会，浙江省传统文化促进会。5月22日。”
亚洲不仅是位多产作家，写作的领域宽广，写诗，写小说，写散文，写电影剧本，写电视剧本，写话剧剧本，他更擅长的，是在文学创作中善于把握重大历史题材，善于从宏观思考问题，思考历史的演进脉络，同时也善于在细节方面折射历史的反光，使得作品在宏观叙述与细节描写方面两者浑然一体。他的众多的革命历史题材主旋律作品，广泛地影响了全国。
亚洲创作的30集电视剧《红船》，在中央电视总台一套的黄金时间播出之前，改名为《中流击水》。依我看，这部电视剧确实编得好，也拍得好，我和夫人在这个5月，乃至6月，每天晚上都静候在电视机旁，连续不断地观看《中流击水》。我们一边看，一边为剧情感动，从中也获得不少历史与党史的知识，同时，在观看中，也不停地伸出大拇指，为剧中人的精彩台词喝彩，也为编剧亚洲点赞。
亚洲编剧的电影《红船》，我也携夫人看了，银幕上陈独秀的扮演者王志飞，也在电视剧《中流击水》中扮演陈独秀，他演技突出，分寸把握得很好，令人印象深刻。当然，毛泽东、李大钊的扮演者都很出彩。7月27日，我和夫人还受邀去拱墅区大运河支流畔的亚洲书院，参加了一堂富有意义的特殊党课，大红横幅上写着“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与王尽美两位的后代与电影《红船》观众见面座谈会”，这是一次多么有意思的活动。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的长孙董绍壬、中共一大代表王尽美之孙王明华都在座谈会上发了言，我也讲了话，讲了我自己学习党史的体会，讲了观看电影《红船》与电视剧《中流击水》的感受。对所有参加活动的人而言，这都是一次丰富多彩的党史教育。
确实，我以为，这次亚洲编剧《红船》与《中流击水》，是他多年创作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一个必然的延续，也是延续中的一个高峰，尽管他数年前已从岗位上退了下来，在浙江文史馆担任馆员，也在我们的传统文化促进会担任专家组成员，但只因为他在把握重大历史题材方面的轻车熟路，所以在建党百周年之时，面对种种的创作邀约，他也不能不披挂上阵再挑大梁，而且成绩如此突出。
说到这里，就要说到他30年前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了。那是他写《红船》题材的第一次，也是他自己文学创作路子上的某种“开天辟地”。因为他那个时期正在嘉兴工作，担任着嘉兴市文联副主席，兼着嘉兴市作家协会主席，他那时的视线所及，都是南湖里停泊着的那艘革命红船，所以他就此开始专注中共建党题材，寻思着能不能把中国共产党建党的历史搬上银幕。
说实话，当时真还没有人这样做过，因为毕竟太难了，中共一大的13个党代表里面，大多数党代表后来都或大或小地出过问题，而且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又被长期扣着叛徒、汉奸、右倾投降主义等等政 治帽子，很多人视这种题材为畏途。
我就听亚洲讲起过他的这一段心路历程，他开始也是有所犹豫的，觉得这个题材不太好碰，但是出于对中共建党这一重大史实的敬重，出于一种强大的文学责任心，他毅然就此动笔。
他当时写下的电影剧本，名叫《开天辟地大事变》。创作过程自然是艰苦的，他到处寻找相关资料，翻阅了上百万字的历史资料，并且找他的合作者，当时在上海大学当教授的汪天云磋商，数易其稿，总字数10万字的剧本终于完成。
上海电影制片厂获得剧本，十分重视。终于将之搬上银幕，正式定名《开天辟地》，拍摄了上下两本。由于写的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故事，所以这部片子的审定与拍摄过程，也是极为认真的。据说上海电影制片厂当时还决定再邀约别的剧作者，写了几部同题的剧本，并且就这些剧本先后开了十余次的专家座谈会、论证会、咨询会，经认真讨论，听取各方意见后，1990年6月，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陈至立和创作领导小组拍板，决定拍摄黄亚洲、汪天云合作创作的《开天辟地》。
这部片子场面宏大，人物众多，外景场地拍摄遍及大半个中国，耗资800万元，在导演李歇浦和众多演员的共同努力下完成拍摄，1991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送审北京，获得一片赞誉，首映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场观众一片赞誉，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瑞环观看了首映，对影片给予高度评价：“它真实而艺术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全过程，形象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诞生的必然性，是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创作的一大突破。”
这部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大片终于不负众望，1992年荣获第12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特别奖、最佳编剧奖。我见过亚洲手举“金鸡”绕场一周与观众见面的照片，当时洋溢在他脸上的笑容是真诚而愉快的，估计这份心情，也激励了他继续从事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决心。
果然，2001年，建党80周年之际，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又隆重播出了他的20集电视连续剧《日出东方》，全国观众又一次沉浸在上世纪代的中共建党前后的历史风云之中。
，建党90周年之际，人民出版社又推出了亚洲的同名长篇小说《日出东方》。这部长篇视野开阔，气势恢弘，严肃而充满激情，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发展与中华民族的命运紧密地熔铸在一起，塑造了一大批历史人物的形象，各路英豪同一时空齐齐登场，从北京到上海，从长沙到广州，从武汉到井冈山，整个中国风云翻滚，电闪雷鸣，给读者的感受相当强烈。这部小说被评为国家图书奖，后来也被列入新中国70周年70部优秀长篇小说目录，推荐给全国读者。
在建党95周年的时候，亚洲又在整理、修订、充实小说《日出东方》的基础上，推出了长篇小说《红船》，这部小说不仅由天地出版社出了中文版，还与俄罗斯等国家签订了外文出版合同。
《红船》出版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欢迎和喜爱，发行量迅速达到数十万册。亚洲也赠送了一册《红船》签名本给我。我阅读《红船》后，感悟很深。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在光明日报上对“红船精神”作了概括：“开天辟地、敢为人先的首创精神；坚定理想、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立党为公、忠诚为民的奉献精神。”我认为，亚洲的这篇长篇小说，就以他对中国现代革命史的认知，对众多历史人物的传神描绘，极为生动地演绎了这一红船精神。
7月，迎来了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庆典，在这样的日子里，亚洲果然也不负众望，接连推出了电影《红船》与30集长篇电视剧《中流击水》。就如我在前面所说，他的这一电影与电视剧的推出，是他多年从事红船系列题材创作的一个必然延续，也是延续中的一个高峰。我坐在电视机前，以及坐在电影院里，好几次都情不自禁地拍腿叫好。
在庆祝建党百年之际，亚洲关于红船系列的文学创作，还不仅仅限于电影《红船》与电视剧《中流击水》，据我所知，我们浙江美术出版社推出的十本装连环画《红船故事》，也是他的原著，改编者是曾经担任《幽默大师》杂志主编的王瑞芳，连环画作者是美术出版社特意从四川请的一位著名画家，功力也非常深厚。所以这本连环画也深受孩子们的喜爱，我也读到了亚洲为这部连环画的首发在省内奔走宣讲的新闻报道。
另外，嘉兴广电集团所推出的三集广播剧《红船》，也是取材于亚洲的原著《红船》。
据亚洲透露，他在建党百年纪念日前后，还没有停笔，还在对60万字的长篇小说《红船》进行全文增补与修饰，他说估计要加入近10万字，而同时，中国美院继续教育院长、著名版画家安滨也为这部小说创作了10余幅精美的版画插图，估计这部小说再版之时，又将呈现一副全新的文学面貌了。
所以，对于我会专家组成员黄亚洲的如此认真而辛勤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创作，我们是一定要给予隆重嘉奖了。我们的这份嘉奖当然不是物质的，完全是精神的，我们认为这一精神与红船精神是高度一致的。
当然，亚洲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不仅仅限于他的红船系列，我们都知道，8月，中央电视台一套节目在黄金时间播放了电视连续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这部电视剧的4人创作班子中，亚洲也名列其中。《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是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共四川省委组织领导，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等单位联合摄制的，全剧共48集，历时5年创作、拍摄完成 ，全景式地反映了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到1984年实行全面改革开放这段重要历史，再现了邓小平同志带领党和人民成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动实践和光辉历程。8月7日，电视剧首发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吉炳轩、全国政协副主席罗富和出席仪式。电视剧播出之后，全国反响热烈，收视率一路冲高。在此后的几年里，这部电视剧也一轮一轮地在中央电视台1套、4套、8套和各省、市电视台轮番播出，影响十分巨大，同时这部电视剧也获奖连连，先后获得了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飞天奖、金鹰奖，还在第10届首尔国际电视节上荣获了评委会大奖。
亚洲不仅参与写作了这部电视剧，还亲自操刀，用了半年时间，将这部90万字的电视连续剧本，改写成60万字的长篇小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由天地出版社出版。这部长篇小说从电视剧播出的直到如今，依旧是畅销小说，许多读者表示爱不释手，反映“常读常新”。而且，这部书也由日本的一家出版社翻译成日文，摆上了东京书店，获得了日本读者的热烈欢迎。
由于亚洲熟悉1924年的党史，所以他后来又为上影集团东上海电影公司创作了电影《毛泽东在上海1924》，把毛泽东与杨开慧在上海工作、生活了大半年的这段历史，搬上了银幕。
又由于亚洲熟悉1928年的党史，所以他也以当时的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的战斗生活为素材，为上影集团创作了电影《邓小平1928》。甚至，亚洲也以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调查研究工作为素材，创作了一部电视电影《少奇专列》，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这部片子讲述了1957年冬春，在毛泽东主席提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问题之后，担任全国人大委员长、党中央副主席的刘少奇带领少数随行人员乘专列南下，一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沿途解决了许多关于人民冷暖安危的实际问题，故事情节极为生动。许多观众看到刘少奇主席亲自平凡冤假错案的情况，感动得热泪盈眶。这部片子播映后，获得了全国首届电视电影“百合奖”一等奖。
亚洲还为著名的爱国将领张治中写了一部8集电视连续剧《张治中》，由中国电视制作中心拍摄，制作得很精良。据说当时张治中的大儿子张一真看了以后特别满意，连连表示感谢，还说要亲自从上海赶来杭州请编剧吃饭，饭后再赶回上海，被亚洲在电话里慌忙拦住，说一个80岁的老人还怎么能这样奔波。这是2000年的事。
亚洲不仅在影视创作中注意反映重大历史题材，而且处理其他题材也是驾轻就熟。他写的儿童题材电影《落河镇的兄弟》《观音今年12岁》都获得了观众好评，尤其是前者，曾一连获得不少国际大奖，比如第20届法兰克福国际儿童电影节大奖、评委会奖，第5届埃及国际儿童电影节“铜开罗奖”，第12届芝加哥国际儿童电影节“联合国宣言奖”。
不仅是英雄人物，很多普通人物也成为了亚洲笔下的主角。他在《红杜鹃白手套》《灯塔世家》《女船王》《野姑娘茉莉花》这些作品中，都塑造了城市交通警、岛礁灯塔工、改革创业者等各式各样的普通人，这些接地气的人物都深受观众喜爱。尤其是杭州电视台拍摄的杭州话版《老房子，新房子》与《大男女小男女》，更使老杭州人津津乐道，片中反映的一幅幅市井生活画面，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迄今为止，亚洲的电影剧本已有16次被搬上了银幕，电视剧搬上了荧屏上也已有四百余集，既有主旋律的，又有多样化的，也因此，亚洲先后两次被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授予了荣誉称号，分别是“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与“全国优秀电视剧编剧”。
当然，我知道，亚洲不仅在影视剧创作领域里收获颇丰，他的文学之路的最初一步，还是写诗。他是一名诗人，1970年上山下乡浙北安吉之时，投稿嘉兴地区机关报《浙北报》，发表了一首关于国庆的诗作《十月颂》。此作品既有政治热情，又见艺术构思，发表后获得好评，亚洲一炮打响，也从此步上文坛，耕耘至今。所以现在安吉当地就依据“黄亚洲文学之路在安吉起步”的说法，筹建一处名为“黄亚洲文学公社”的文化活动场所，也显得合情合理了。
迄今为止，亚洲一共出版了30册诗集，作品先后获得了李白诗歌奖、屈原诗歌奖，还获得了国内文学的最高奖鲁迅文学奖，可以说是个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诗人。为此，亚洲在退休以后，依旧诗情不减，用自家卖房子的钱投入100万，加上社会集资100万，在民政部门注册成立了“杭州市黄亚洲诗歌发展基金会”，并以此为平台，连续数年发起“黄亚洲行吟诗歌奖国际大赛”，评出金、银、铜奖，奖掖在行吟诗创作中崭露头角的全球华语诗人。这个颇有创意的文学活动，反响也很大。
亚洲还在他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推出《每日黄诗》栏目。此地所谓“黄诗”，不是字面意义上的黄诗，而是黄亚洲自己写的诗，或者是黄亚洲推荐的诗，每日一首，加以评点。我也经常看，确实选得不错，有见鉴意义。这个工作量其实也常大，每日一首一评，连续坚持数年，也非易事。
去年的岁末年初，一场由新型冠状病毒引发的肺炎疫情猝不及防蔓延开来，这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亚洲随着全国防疫措施的落实，一时也只能蜗居家中，无法出门，但一个诗人的磅礴的诗情是无法抑制的，亚洲用手中的笔，一刻也不耽误地投入了抗疫斗争。他用电话采访，用真情写作，一首首抗疫主题的诗作喷薄而出，并且迅速结集出版了诗集《今夜，让我的心跟随你们去武汉》。这册诗集由我省著名文艺评论家夏烈作序，国内诗歌评论家南鸥作评论，60余首诗分5个单元，记录了国内抗疫的几乎全过程。诗集的数字版在3月中旬就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及时公益出版，在“喜马拉雅”平台上线，供全国听众免费听取；纸质版也由环球文化出版社于3月下旬出版。诗集中的很多作品，都先后由“学习强国”等国内传媒大力推送，各地朗诵家争相演绎。尤其是我们杭州电视台的朗诵家通哥，几乎每一首都及时给以朗诵，在互联网公众号推出，听众反响强烈。这本诗集因在3月就已出版，应是全国乃至全球的第一部抗疫主题个人诗集，由此可见一个诗人的速度与激情。
亚洲每年春节前还策划举办一次迎春诗歌朗诵会，邀请省内朗诵名家登台朗诵，每一场都气氛热烈，观众坐满，台上台下相映生辉。我只要受到邀请，每次都会携夫人参加，来一次既高雅又热烈的艺术享受。今年除了迎春诗会以外，6月13日下午，黄亚洲诗歌发展基金会与杭州图书馆又联合策划了一场“黄亚洲赵振元诗歌专场朗诵会”，以庆祝中国共产党100周年华诞，这一天来自杭城各界的300多位观众，在杭州图书馆一楼报告厅聆听了一场精神大餐，全场听众都被这两位诗人的气势磅礴的作品感动了。尤其是亚洲的那首《红嫂纪念馆》，真的深深感动了我。我记得上世纪70年代，由山东省京剧团演出的《红嫂》，就塑造了一位以自己的乳液救活了八路军重伤员的红嫂，至今记忆犹新，而亚洲的诗句，也是如此激情：“她袒露衣襟，以乳汁喂养伤重的中国革命的时候，饱饱满满露出的，其实是整座沂蒙山！她低脸，看着自己胸脯上，连续不断的沂水、蒙水与汶水……”这些诗句不由我浮想联翩，当时眼眶里就已经泪花涌动了。
亚洲诗写得好，当然小说也写得好，除了前面我提到的长篇小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红船》之外，他还写过另一部长篇《雷锋》，这也是我们国家第一部用小说的形式来反映雷锋事迹的作品，有60万字，出版后许多孩子爱读，我看见亚洲也经常在少儿的文化活动中，都将这一作品签了名送给孩子们。《雷锋》这部长篇也获得了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奖，甚至，亚洲还将这一作品浓缩成一部话剧，由浙江话剧团在搬上舞台。我翻阅当年的新闻报道，有一位浙江记者是这样记叙的：“浙江话剧团排演的话剧《雷锋》终于在期盼中隆重登场，第一波原本安排演三天，却因大学生的要求又加演了一个下午场，场内掌声与泣声交杂成一片，真是令人感动与深思。真想不到，这网络、电视如此普及的今天，在太多太多人沉浸于哥厅舞厅只差把自己娱乐死的今天，还有这么多人来看那‘早已过时’的雷锋，这不能不让人感动。我看的这一场，剧院座无虚席。很多人特地带了孩子来看，似乎认为让孩子们看这样的一场话剧，比做一晚上作业更有意义。这场话剧是根据亚洲长篇小说《雷锋》改编的，由浙江话剧团演出，编剧就是亚洲本人。很多人在踏入剧场的那一刻，都会心生疑问，雷锋做的好事可谓平凡而又琐碎，雷锋的一生可谓悲惨而又坎坷，一场一个多小时的话剧，足以充分表现那个由无数平凡的琐事构成的不平凡的雷锋吗？足以展现雷锋曲折坎坷而又伟大的一生吗？”
偏偏这样一场戏，却连连场次爆满，不由令人感慨。我听亚洲讲起过，当年的浙江文化厅厅长杨建新就竭力主张这样的戏应该排演，而当年的浙江话剧团团长王文龙，也调集精兵强将加以演绎。编、导、演俱佳，所以演出效果特别好，各单位接连包场。说到这里，还有个稿酬细节也令人感动，话剧团王文龙团长在话剧公演后，特意安排了4万元稿酬给编剧，请编剧签字，说这是惯例，但亚洲坚持不领，说我宣传雷锋不要钱，当场挥笔在创作合同上签下一句话：此剧本永久免费提供给浙江话剧团使用。王文龙团长很不好意思，表示这件事倒是要请钱江晚报给报道一下，亚洲却在电话里开玩笑说，如果我不领40万，你就请记者报道吧，4万块钱，赶快就别报道了，以为编剧在为此作秀呢！后来杨厅长听王文龙团长报告了此事，也感到了编剧的高风格，便赶紧亲自出面，请编剧吃顿饭，送件文化小礼品，表达由衷的谢意。
所以我以为，亚洲的创作，尤其是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从实质上说，也是他的一种精神的折射。他是一个吹号角的作家，也是一个接地气的作家，所以，他的各门类的文学作品，都拥有很多的观众与读者，这是我特别赞赏的一点。
亚洲是中国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浙江省作家协会原党组书记兼主席，但他一向没有官架子，就是个普通文人样子，穿戴普通，平易近人，和蔼可亲，谁都能接近。经常见他背一只绿色小挎包，深入生活调研考察，以及参加各种文化活动，从来不因为作品众多与得奖众多而“摆谱”。他是杭州人，毕业于杭州四中，上山下乡之时候赴当时的浙江生产建设兵团，当兵团战士，当班长，后来调到兵团三师政治部当青年干事、宣传干事，兵团撤销后又在当时新建的桐乡县濮院丝厂当政工干事、党委办公室主任，然后再抽调到嘉兴地区的文化单位担任文学刊物《南湖》的编辑，从此离文坛越来越近。但不管他在哪个岗位，除了兢兢业业做好本质工作以外，几乎每天的业余时间都花在阅读、思考与写作上，不嗜烟酒，不善交际，不送礼物，不找“后台”，待人以茶代酒，待己规矩很多，他这辈子始终对自己有一套要求，就如很多纯粹的文人一样。
男儿不展风云志，空负天生八尺躯。如今，七旬之岁数的亚洲仍然退而不休，笔耕不辍。爱迪生言，“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百分之一的灵感”；李大钊言，“为天下人谋幸福是真正的大事”；想想，我和亚洲，都是党培养出来的文化人，一生耕耘于文化战线，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而书写，为人民而讴歌，这就是我们文化人执着的良心所在，我以为，用自己的文化作品奉献于人民，这就是人生精神充实快乐的标准，我们如果这样做了，一辈子都不遗憾。
此文，是我对亚洲创作实践的一次粗浅的分析，对我本人而言也是一次鞭策。所以我们浙江省传统文化促进会今年对亚洲的表彰，不仅是对亚洲的，实际上也是对我们大家的。征途漫漫唯有奋斗，我们上了年纪的文化人都须老骥伏枥，为社会主义文化贡献余热，不敢稍怠。
8月11日
（作者薛年勤，出身昆曲世家，系综艺晚会总导演、文艺评论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浙江省传统文化促进会会长，《中华传统文化》杂志社社长、总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