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早期，朝廷对于瓷器上书写“大清康熙年制”款识加以禁止，这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康熙是我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历时61年。康熙时代瓷器上的款识也多种多样。譬如，官窑款多以“大清康熙年制”六字两行或是三行青花楷书款，到康熙晚期，又出现少量的篆书款识。再如，康熙前期还常见干支纪念款，“康熙辛亥中和堂制”便是康熙十年生产的瓷器。至于御用的珐琅彩器上面纸书写“康熙御制”四字楷书料款。
不过，康熙早期的官窑瓷器，多半是没有年款的，民窑尽管落有康熙年款，但是好景不长。观复博物馆馆长马未都先生在他的“马未都说收藏瓷器篇”一书中这样认为:“康熙早期的瓷器很少写款。原因是康熙认为瓷器上不能写款，写了款如果打碎了不吉利，不让写。”上述所言确有史料记载。
康熙十六年，江西浮梁县令张齐仲下令:“禁镇户于瓷器上书写年号及圣贤字迹，以免破残。”现在来看，这条禁令至少透露出两条信息:一是，在此之前，窑工画匠是可以在瓷器上书写“大清康熙年制”款识的；二是，当时朝廷认为书写“大清康熙年制”款识的瓷器一旦破碎，是件很不吉利的事情，要加以禁止。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禁忌，与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众所周知，康熙一朝早期，国乱不断，其中又以“三蕃之乱”为最。所谓“三蕃”，以清初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为首，加上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及其子尚之信，由于他们都是蕃王，故称为“三蕃”。渐渐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成为康熙皇帝的心腹大患。康熙十二年（1673年）康熙帝终于下决心“撤蕃”。
同年是十一月，吴三桂率先在云南反叛。之后，福建的耿精忠、广东的尚之信也相距反叛，一时间大清帝国危在旦夕。康熙十五年（1676年）十月耿精忠在青军强大攻势下被迫投降；转年，尚之信投降；康熙十七年（1678年）八月吴三桂死，其部将拥立其孙吴世璠继位，退居云贵地区，康熙二十年（1681年）清军攻破昆明，吴世璠自杀“三藩”之乱中被平息。
浮梁县令张齐仲下令禁止在瓷器上书写年号及圣贤字迹是康熙十六年，正值清廷平定三藩之时。彼时，大清江山破碎的危机尚未度过，不允许在瓷器上书写康熙年号的款时已免破残的做法虽然现在看来很迷信，当时也在情理之中。人们通常说，政治往往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这就是一个很好的实例。
等到康熙中晚期，内忧外患或减少或平息，江山日趋稳固，豁然、大度、自信也就自然从各个方面浮现，使用“大清康熙年制”款识的瓷器也多了起来。康熙十九年（1680年）清廷正式于江西景德镇御器厂开始烧造御用瓷器。康熙官窑款多以青花钴料书写，其次为珐琅彩款印款，刻制的款识较少。青花书写款的青花呈色纯净明艳，深沉于透明釉之下，如同书写于胎骨之上。
有意思的是，与之并行的民窑中却出现了大量书写明朝年号的所谓寄托款。马未都先生在《马未都说收藏瓷器篇》一书中认为，康熙的很多瓷器上有一个特殊的现象，书写大量的寄托款比如写“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大明嘉靖年制”这三个朝代写的最多。这在我们的想象中是犯大忌的，读历史的人都知道，清朝的文字狱非常厉害，尤其在康熙一朝，大量汉人提出“反清复明”。当时你要有一丝反清复明的倾向，就被杀头了。可实际上写的款却都是前朝的款，为什么就能网开一面呢？原因是当时政府认为对知识分子还是应该在某个地方有一个宣泄口，不能逼得太紧，所以瓷器上允许写前朝的款，寄托汉人的情思。
满清王朝对汉族一直保持着相当的戒心，这种戒备心理在瓷器生产上也不例外。而瓷器上允许书写“大明宣德年制”、“大明成化年制”和“大明嘉靖年制”等款识，是因为瓷器容易破碎，象征着明朝江山破碎不能再来。
康熙一朝是清盛世的开启，遂成为后世的追逐目标。到了清朝中晚期，模仿康熙并采用康熙款式的瓷器，层出不穷，其中又以光绪年间为最。光绪是清代在位时间第三长的皇帝，然而此时国家已经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断，不甘衰落的王朝渴望帝国的复兴，为此许多窑工画匠也已模仿康熙年间的瓷器为荣。然而，即便能从形式上模仿出来，也可以书写上“康熙年制”的款识，但是时过境迁，却再无康熙年间瓷器的神韵。后来在收藏界，人们通常把光绪朝模仿康熙朝的瓷器称之为“小康仿老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