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周作人是一个名人，他除了是鲁迅先生的亲弟弟以外，还是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散文家、翻译家、评论家和诗人。当然，除了以上的这些头衔，他还是一个汉奸卖国贼。
周作人（1885年1月——1967年5月），原名周櫆寿，后改名周奎绶，字星杓，笔名遐寿，自号知堂、药堂和独应等，浙江省绍兴人。他是周树人（鲁迅）的二弟，也是周建人的二哥，在中国近代史上备受争议。
1885年1月，周作人出生于浙江绍兴都昌坊口的周家，家中还有一个比他年长四岁的哥哥，一个比他年幼三岁的弟弟。
周家虽然败落了，但依然可以为兄弟三人提供良好的受教育环境，一同在“三味书屋”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很显然，父亲希望儿子们将来可以通过科举考试光耀门楣。
随着新学的崛起，传统的科举取士越来越遭到诟病，终于在1905年被慈禧太后下旨废除了。受此影响，周作人从南京水师学堂毕业后考取了清廷官派日本的留学名额，从此开始东渡留洋。
在日本期间，周作人不仅接触了大量的民主文化和革命理论，更被日本明治维新以来的成就所折服。渐渐地，他成为了维新变法的支持者，希望中国也可以学习和借鉴日本，迅速成为一个民主的资本主义国家。
不久，周作人还爱上了一个日本女子并且将她变成了自己的妻子，这个女人就是极大地影响了他今后人生的羽太信子。郑振铎曾经这样形容和评价周作人:
日本妻子给了他太多不好的影响。
辛亥革命前夕，周作人携妻回国，在绍兴当地担任了英文和日文的老师。同时，他还在《绍兴教育会月刊》担任了编辑的工作，不断进行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号召越来越多的普通大众能尽快觉醒。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民主和进步潮流成为了社会的趋势。不过，由于革命的极其不彻底，中国在刚刚结束封建帝制后不久，就又开始了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
在此背景下，新文化运动开始了。作为思想进步的民主派，周作人迅速成为了社会的焦点人物，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共同创办了《新青年》，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一面旗帜和一处阵地。在他们的鼓舞下，一大批的有志青年和进步分子都成为了那场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
由于从小就与兄长鲁迅的关系亲近，所以周作人非常依赖他。即便是，他在成家立业后依然与鲁迅住在同一个院子里，兄弟二人有着相近的理想和目标，一同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奔走呐喊。
1924年，随着“女师大事件”的发生，鲁迅明确支持自己的学生许广平与刘和珍等人，公开反对由教育部所任命的校长杨荫榆。不仅如此，他还联络钱玄同、沈尹默等人共同在《京报》上发表声明，鼓励学生继续发表正当要求和爱国主张。
在此期间，周作人依然全力支持自己的兄长。他还自告奋勇地担任了女师大校务维持会的会员，竭尽全力安抚学生并且维持安定的教学环境。
就在工作上相互支持的同时，兄弟二人却在生活中出现了问题，逐渐上升为一场矛盾。
羽太信子向来都是养尊处优，对于物质的追求和生活的质量都要求很高。以至于，凭借周氏兄弟不菲的经济收入，都不能满足她的挥霍和奢靡。久而久之，作为大伯子的鲁迅，只得婉言劝导弟弟和弟媳。
结果，向来都“惧内”的周作人不仅没有听从哥哥的好言相劝，反而在日本妻子的鼓动下写出了一封绝交信:
鲁迅先生:我以前的蔷薇梦原来都是虚幻的，现在所见的或许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归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愿你安心，自重！
197月19日，周作人在兄长鲁迅面前拍下这封绝交信后，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在信的开头，他竟然称呼自己的亲哥哥为“鲁迅先生”，表达了自己恩断义绝的决心。
起先，作为兄长的鲁迅还寄希望于弟弟能够回心转意，直到三年以后。据鲁迅回忆，他在1926年6月曾回旧院去取过东西，竟然遭到了弟媳羽太信子的无理取闹:
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
对于这次冲突，周作人又一次无条件地支持了自己的日本妻子。从此以后，兄弟之间终于彻底分道扬镳，走上了完全不同的道路，鲁迅成为了用笔革命的志士，而周作人却成为了用笔吃饭的汉奸。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寇的残暴侵略，举国上下都义愤填膺，社会各界纷纷抨击南京国民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作为社会文化名流，周作人也显得非常激动，多次发表公开演讲号召政府和民众都能强力应对侵略，恢复东北的山河。
不过，面对中日两国军力上的差距，面对日本妻子的“循循善诱”，周作人不久就改变了自己抗战的主张。甚至，他还宣称贸然出战无异于以卵击石，应该通过加强文化交流的方式来消除中日两国的纷争。
而且，羽太信子不仅把“周宅”的门牌摘下，还自顾自地更名为“羽太寓”，甚至挂起了日本的国旗。对此，周作人竟然表现得满不在乎，作为一个文人学者，他深知这样的举动意味着什么。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鲁迅先生因病过世，整个上海都轰动了。前来吊唁的社会各界人士络绎不绝，就连极少公开露面的宋庆龄在收到消息后也亲临了现场进行致哀。
三天后，鲁迅的灵柩从万国殡仪馆中抬出，准备运往万国公墓进行安葬，沿途数万民众自发送行，场面非常悲壮而浩大。其中，抬棺者多达16人，个个都是文化界的名流；扶灵者多达8人，包括了宋庆龄、蔡元培、内山完造、矛盾和胡风等人。
最令人气愤的是，周作人对于兄长的过世竟然不闻不问，甚至就连追悼会都没有参加。
1937年，在七七事变发生后，全面抗战由此开始。在北平沦陷以前，绝大多数的爱国文人都选择南下，但周作人却悄悄留了下来。
起初，周作人还算保留了些许的文人骨气，没有向日本和伪政府投降。不过，随着生活度日异常困难，他微薄的些许收入根本无法支撑，而衣食无忧惯了的周作人自然受不了这样的贫穷日子。
1938年2月9日，他第一次不顾脸面，出席了日伪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为日本的侵略行径站台。
消息传开后，曾经的朋友和学生都纷纷写信，劝他早日离开北平南下。远在伦敦的胡适也以“藏晖”为化名，写了一首《寄给北平的一个朋友》，委婉地劝他在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可糊涂，要“识得轻重缓急”。为此，周作人也回赠了一首《苦住庵吟》: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这首打油诗很好理解，我周作人也想离开北平，可是眼下的情形实在没办法，这里的一家老小都还指望着我来养活。很明显，周作人在当时，已经下定决心要成为一个文化汉奸了。
1939年1月12日，周作人担任了北大图书馆的馆长，接受了日伪提供的第一个职位。一旦迈出了第一步，后面的腿就收不回来了，后面的脸也要不回来了，他痛痛快快地接连担任了各类汉奸职务。
到了1941年，他索性接受了汪伪政府的委任状，正式出任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从此开始，他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积极为日本侵华卖力吆喝。
日本投降后，周作人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进行了逮捕。在好友胡适等人的连番运作下，他没有遭到枪毙，但还是被判处了十年的有期徒刑。
随着三大战役的结束，蒋介石的主力嫡系已经损耗殆尽，遭到了桂系的强势挑战。他下野后，副总统李宗仁代行总统职权，为了营造不同于以往的开明自由氛围，下令释放了一批政治犯，其中就包括周作人。
到了全国解放前夕，周作人也曾试图前往台湾。但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他最终没能成行，只得提心吊胆地留在了大陆。
1949年8月，周作人从上海回到北平定居，立即就给周总理写信进行忏悔。此事被毛主席得知，他淡淡地表示:
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
就这样，周作人得到了重新工作的机会，继续文学创作和翻译外文，进入了北京人民出版社工作。不过，毕竟背负着汉奸的骂名，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过着隐士一般的生活。
贫贱夫妻百事哀，在周作人承受着思想上巨大负担的同时，因为生活上的清贫，他与日本妻子羽太信子的感情也遭遇了严重危机。据他1960年7月1的日记中记载:
拟工作因不快而止，似病又发作也。
其中的“似病又发作”，是指羽太信子经常性的争吵甚至暴怒，搞得周作人彻底精疲力尽。而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962年4月羽太信子去世才算告以终结。
羽太信子去世后，周作人虽然减少了许多的烦恼，但也体会到了越来越强烈的孤独。为了排遣寂寞，他偶尔会写写画画，但由于当时所处的环境和他自身的历史问题，这些作品从来都没有公开发行出版过。
到了1966年，随着那场影响巨大的“大运动”开始，几近被人遗忘的周作人又被置身于漩涡当中。这一年，他已经八十一岁了。
被抄家后，曾经的汉奸自然不能轻饶，周作人以耄耋之年的身体还被撵到牛棚居住，而且还得接受无休无止的批斗。第二年，他就因为前列腺肿瘤而过世了，享年八十二岁。
作为曾经的社会名流，周作人的死基本上没有泛起什么涟漪，除了最亲近的家人外，并没有人向他的遗体告别。甚至于，就连自己的侄子周海婴（鲁迅之子）也没原谅他，并且拒绝参加追悼会。根据他的遗嘱:
余今年已满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销迹灭，最是理想。
周作人的一生非常复杂，他曾经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为了唤醒民众而大声疾呼过；他曾经是数典忘祖的汉奸，为了偷生苟活而甘当汉奸。对待亲人、朋友和学生，周作人都非常失败，唯独对于日本妻子百依百顺，可即便如此也没能善始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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