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我看见你的山残冬的草根吐露微嫩的车前一匹马奔跑在迷茫散漫的雪岸两行鹰影落于孑然的山峦……
这是孙世祥诗中的故乡，云南巧家县发拉村。数年后，他以自己的故乡为背景，写出了一部百万字的小说《神史》。
《神史》出版后，于获得北京汉语文学研究所授予的第六届“汉语贡献奖”，以“祝贺他以刚强勇猛的意志重构了汉语的疆界”。之后，于入选第四届“云南文化精品工程” 优秀作品入选奖，并和其他三部作品代表云南省参评“茅盾文学奖”。
《神史》通过主人公“孙富贵”（后改名“孙天俦”、“孙天主”）的奋斗历程，以近乎白描的写作手法展现了“法喇村”的农民深重的苦难和沉闷复杂的生活现实，揭示了生存的困境和重重矛盾，以及贫困对人性的束缚与毁灭。
客观的说，无论学界还是普通读者，对《神史》的评价都是矛盾的。褒奖者因作品对生活真实的描摹与原生态的叙写而感动，甚至称其为“中国版的《百年孤独》”。
而批评者却认为作者文笔平平、才气有限，叙述过于繁琐，结构庞杂，节奏缓慢。甚至尖刻地说，《神史》并不能算是一部真正的小说。
对于作品的争议，正说明《神史》是一部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特殊文本。这或许正符合了孙世祥特立独行的个性。然而，早在2001年10月6日，他的生命就已永远定格在了32岁，没能看到世人对自己作品的评价。
出生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孙世祥，从小就体弱多病、胆小怯懦，像饱经沧桑的成人一般“脸上布满皱纹”。然而，这样的“天生异像”并没有让他拥有天赋异禀的才能。读小学时，他每次的考试成绩在班里都是倒数，逃学也成了家常便饭。
如果就此下去，或许他会和家乡的很多同龄人一样，早早的就辍学务农，在那个沉闷封闭的“发拉村”面朝黄土背朝天。就像地里的庄稼，春种秋割，了此一生。
所幸的是，他在三年级留级时遇到了李成裔老师。或许是出于对学生强烈的责任心，又或许是敏锐地发现了孙世祥的性格中灵动的一面，总之在李老师耐心的教育和引导下，孙世祥的燃起了强烈的上进心和读书欲。不但很快就将成绩从倒数提升到了第一名，而且还读遍了能找到的所有书籍。
后来，读书的僻好伴随了孙世祥短短的一生。宁愿不吃饭，不能不读书。他在散文遗作《谈读书》中说：
十二岁上，我考取中学，在三十里外就读。校长姓罗，家里也卖书，多是小人书。我每一分一分积下钱来，就去买一本。读完了，在书厢里锁好。天长日久，箱里爆满，背回家中收藏。父母直怜惜，说：“给你的生活费，你要用了吃饭。左省右省，人都饿垮瘦形了。
随着大量的阅读，他对写作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对于学生来说，练习写作的阵地不外乎平时的作文。然而孙世祥却对按部就班、了无新意的命题作文深恶痛绝。在《神史》中，主人公孙天俦一向瞧不上老师们认可的“火车上抓小偷”之类的杜撰出来的“好作文”，从而写了“父亲深夜送儿子上学”等反映生活苦难的文章，即便被老师批为“坏作文”也毫不让步。
这无疑正是孙世祥自身写作价值观的写照。
像教写作的老师布置了一道作文，题为“小雨中的回忆”，孙世祥很不屑，认为，小雨中我有什么值得回忆的呢？自己只喜欢到大雨中去淋，任大风暴洗刷，拒绝完成这次作文。这样的孙世祥，把文学当作自己的良心并不奇怪。
1988年，高中毕业的孙世祥被昭通师专录取，算是跳出了农门。可他还是有点懊丧，如果高考成绩再好一点，就可以报考云南大学新闻系，从而实现自己的文学梦。
或许他应该庆幸，其实昭通师专更是一块难得的文学沃土。
那时的昭通市，算得上是云南的文学重镇。昭通师专更是文学“高烧不退”。诗人于坚曾断言，昭通师专一定会出几个“很吓人”的作家或诗人。师生中，胡性能、傅泽刚、雷平阳、夏天敏等作家群星璀灿，何况后来又有了孙世祥这匹黑马。
入学后，孙世祥加入了学校的“野草文学社”，并和诗友们成立了一个叫做“第四宇宙”的诗人集团，开始了疯狂的诗歌创作。不久后，即在报刊发表诗作。
“野草文学社”曾把孙世祥的诗贴满了学校的告示牌。有人想张贴告示，必须要把诗覆盖掉，但文学社的小伙伴们却死活不让，甚至还差点动起了拳头。这说明了大家对他的作品的认可和维护。
对于孙世祥的诗，他的班主任胡性能如此评价：“让人读过之后蹲也不是站也不好，总觉得心底有些什么东西被搅翻了”，甚至“比一些名气大得吓人的所谓名家强得太多”。
文学梦是炫丽多彩的，现实却是残酷的。贫穷像一个魔咒，紧紧地箍在孙世祥的身体和精神上。在学校里，因为生活费有限，他常常只能吃开水泡饭，并控制自己一天只去一次食堂。没钱吃饭的时候，为了节省体力，他甚至整天躺在床上睡觉。
那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虽然物质生活并不丰富，但对于大部分人来说还是可以吃饱肚皮的。然而来自滇东北发拉村的孙世祥却依然饿着肚子在读书。据他的一位老师回忆“孙世祥的家境贫穷到了令我难以想象的地步”，“他穷得真像个生活在旧社会的苦孩子”。
为我的学费，父亲有一次从村头的子社借到村尾的山脚社，将近一百户人家，就是没借到一分钱……1990年春天，又到上学时候。家中实在没钱，我只说学校里还有稿费，就走了。父亲在梁梁上拼命的喊我，我泪汪汪的流，干脆就不回答。
或许是“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吧，这样的生活反而更激起了孙世祥的斗志。那时的他，常常在大冬天只裹着一件棉衣，拎着一瓶既能取暖又能临时撑起肚皮的开水，独自一人在教室读书写作到凌晨。
靠着在贫困中已煎熬成习惯的“皮实”劲，又加之他的老师也给了一些力所能及的帮助与接济，才使得孙世祥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大学时光。
1990年，孙世祥从昭通师专毕业，被分配到巧家县二中教授语文课。然而，过于理想化的鲜明个性，使他在世俗的生活中显得格格不入。在日常的教学中，他常常因为工作的安排和学校领导闹别扭，甚至吵架，事后还要求别人给他道歉。
在他的世界里，黑就是黑，白就是白，对就是对，错就是错。泾渭分明。
同事之间，孙世祥也相处得也不是很融洽。据说在一次“小升初”的作文阅卷中，别的老师评价高分作文的标准是“有没有口号，有没有壮语豪情”，而孙世祥的标准却是题材是否贴近生活，语言是否灵动鲜活，感情是否真挚不做作。
因为这份独立于“套路”之外的固执，孙世祥在巧家二中受到孤立也是意料之中的事。
在这样的状态下，他注定无法在学校呆得长久。后来，他在和校长大吵了一架，一气之下从工作了3年的学校辞职（一说是因为维护学生利益，同恶势力斗争被殴打致左耳受伤），经人介绍进入《昆明日报》社当记者。
在报社工作的便利，使孙世祥有了稳定的写作环境和精神的富足感。
我也不顾惜四围之墙纸，铁钉钉上，萦以铁丝。几十个夹子，夹着几十类稿子在上面。有关国计的感觉来了，取写国计的夹子书之。有关民生，亦然；有关童年、师长、朋友、怀念，无不然之。
然而，贫困却依然如影随形地追着他。
不久后我到昆明来了，分文无有。有一天因路径不熟，由弟弟带我去采访。我用完了（钱），一早上就饿着肚子逛。脚走疼了，就想混公共车坐，仅有的二角钱投进去，却被司机赶了下来……
为了拥有更加稳定的生活，1996年，孙世祥参加了公务员考试，被录取到了云南省保密局工作。
在单位，他依然是一个格格不入的人，大多都是独来独往，除了性格契合的，一般较少和同事们交流。
每天下班吃过晚饭后，他就再次回到办公大楼读书写作，直至忘却时间，“卫兵来敲门，催我走了”。后来，他只好以单位对面驻军的军号为令，熄灯号响起即回宿舍休息；早上起床号响起，就开始一天的忙碌。
这段时间，孙世祥是充实的，读了大量的书，仅《二十五史》就读过两遍。同时，这也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思考之余，他写下了《中国的全球战略》、《横跨世界屋脊》、《中国之路》等一些研究性的著作。
第二年，孙世祥开始写作长篇小说《天未甘就陶铸出》，即后来的《神史》。因感觉作品的思想内容没达到心中的理想高度，他曾一次次的弃稿重写。现实的贫困和精神的劳累让他心力交瘁，在最终完成初稿时，他的身体已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冥冥中，他似乎对自己的命运早有预感，是以写下了一首《墓志铭》：“人生奋搏今已矣，功名数卷留史页。从此转战阴间去，重披榛莽创帝业。”
虽然矢志创作，但对于工作，他却也是尽职尽力的。被安排到墨江一中支教时，他似乎又回到了当年寒窗苦读的岁月，和学生们教学相长，一起潜心读书学习，不辨昼夜。
后来，他又被派到昭通永善马楠乡挂职扶贫。对于有些人来说，下基层的经历或许是一个镀金的机会，走走过场即可。可孙世祥却把这儿当作了实实在在实践的战场，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遍了马楠的每一个村落，尽心尽力地调查、走访，执着地为了贫困乡村看不见、摸不着的未来消耗着自己的精力和热情。
对于孙世祥来说，马楠乡的每一个村子，都是他的家乡发拉村的缩影，都是令他痛心疾首的农民的苦难，都是他日思夜想要改变的现实。
在挂职马楠乡的日子里，每一次回到昆明，他都是蓬头垢面，不修边副，以至于进入政府大院时每每被卫兵拦住盘问。
后来，他写下了厚重的调查报告《百年马楠》，和一部以马楠扶贫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乡长》。
据说就在这段时间里，孙世祥品尝到了爱情的滋味，他和单位的一位女同事相互有了好感。另一说是他早年读书时曾暗恋一女同学，数年后竟在昆明相遇，于是再次萌生情愫。
哪一个才是我真正热爱的人？她应该怎样具备我的心，怎样理解我从前的日子，从前的心？她又具备怎样的面貌，怎样的心肠？挂在她脸上的美丽又简单又深奥，终止我这忠贞的衷情！她能否有回天之力，重新燃起我的信心？浇醒我这颗沉睡的灵魂。
如此细腻的情感，很难想像是出自孤僻而另类的孙世祥之手。现实的平庸和磨难，并没有熄灭他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爱情的渴望。在《神史》中，他也塑造了数位美好纯洁的少女形像，这或许从另一面反映了他对于美好爱情的向往和坚守。
设若生活就这样继续下去，定会有个心仪的女孩伴他共渡一生。
然而其后不久，他就因胃部不适而不断的就医，后来更被诊断出了肝硬化晚期。2001年6月6日，孙世祥因病情恶化离开了人世，留下了几百万字的遗稿。
虽然孙世祥也算是著作等身，但除了在报纸上发表过一些诗歌和散文，他生前还没有想过将自己的作品出版。更或许是，他没料到自己会离去得如此匆忙。
孙世祥的文章中，曾多次提起家人的苦难和生存的艰难。同时，家人也深深理解着他的报负和未竟的心愿。处理完后事，他的弟弟妹妹们经过商量，决定出版他的遗稿。为此，他们先后投入了11万元，不但卖掉了一处住房，而且还欠下了近5万元的债务。
这样的花费，对于本就赤贫的孙家来说，无疑是千斤重担。然而他们却执拗地坚持着，一定要将《神史》出版。
他的弟弟孙世美和孙世先抱着书稿跑遍了昆明大大小小的出版社，但却一次又一次地吃了闭门羹。
作为一部小说，《神史》对于滇东北农村生活不加掩饰的描述是原生态的、触目惊心的，但“尺度过大”的真实，也很容易让一些人对号入座，从而产生不必要的误解。另一方面，《神史》的写作手法也有异于一般小说的叙述方式，显得不拘一格的随性和庞杂。
这样的作品太过另类。用资深编辑、学者尹杰先生的话来说，“主要批评是文学性不够强，不能让人赏心悦目，因此也没有阅读市场”。
一位评论家甚至认为这部书没有出版价值，建议将其送到巧家档案馆收藏，并提出帮助联系巧家县有关单位，但被孙世美拒绝了。
所幸，后来孙世美找到了当时的云南美术出版社编辑、社长助理尹杰先生。
尹杰收到这厚厚的10册书稿时，起先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以致拖了几个月后才开始翻阅，没承想刚好读到了一个段落，“是小说主人公孙富贵的父亲夜送儿子上学的情景，这和我少年时代的经历极其相似，它唤起了我阅读全稿的兴趣。”
之后尹杰用了半个月的时间将其读完，认识到这是“一部具有独特的艺术震撼力和深刻的社会认识价值的书”，从而也具有一定的“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的价值”。
作者对滇东北农村苦难生活的描述，对父亲形象的刻画，使我无数次流下热泪。这种情景对我来说前曾有过一次，那就是面对中国知识分子人文精神的缺失，我在深夜阅读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时产生过的情景。于是我鼓起勇气，决意把它整理出版。
遗憾的是，《神史》出版时，出于一些不便言说的原因，书稿被删去了约10万字。对此尹杰很是心痛。
至于原稿被删去的十万言，并非我的初衷，但出于对活着的人考虑，哪怕有刀斧般的硬伤，也只能如此而已。
此时已是9月。孙世祥的弟弟们为了书的出版，整整奔波了三年。
所幸天不负孙世祥。这部并不好读、甚至“缺乏阅读快感”的作品，其背后的“自然主义描写”不但打动了评论家和学者，更是撼动了普通读者的心。甚至有人称《神史》是一部“伟大的中国小说”，是“中国的百年孤独”。
作家、时评人十年砍柴称“《神史》是中国最后一代乡村精英的精神自传……是挽歌，是史诗。”
著名主持人白岩松感叹：“谁知道，这些文字，是正在发生的新闻，还是将要结束的历史？谁知道，这些文字，是荒诞残酷的文学虚构，还是纤毫毕现的乡土现实？”
著名学者钱理群教授更是在《读书》杂志发表文章《这本书竟是如此沉重——我读<神史>》，对于质疑神史“缺乏文学性”的说法，钱理群认为：“……文学也可以有多种功能，多种类型，能够“赏心悦目”的文学也自有其价值；但反过来我们至少也得承认鲁迅说的“毫无伪饰”，如实写出现实人生的“血和肉”，因而要搅得读者灵魂不安的如《神史》这样的作品也是文学，而且具有其独特的文学价值吧？”
因为这样一本与我们这块土地和土地上的“沉默的国民”有着血肉联系的书，是有着坚韧的生命力的，这样一本用自己的生命写下的和抚育他的大地一样真实、厚重的书，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
《神史》在首版售謦后，于8月由语文出版社再版。较之初版，书的背面多了几行字：
一个荒凉村，四千可怜人。廿年悲辛事，万古不了情！慈天地众生，悲宇宙万物。
这正是对《神史》思想内容的整体概括，同时也是苦难人生的真实写照。
10月2日，孙世祥生前的亲友、老师、同事和《神史》的读者们自发捐款，为孙世祥修坟立碑，期望让人们永远铭记这位“发拉之子”。
在孙世祥的墓碑上，刻着诗人雷平阳撰写的墓志铭：
这一个不死的灵魂他一直在命令我们听他歌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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